风把屋檐下已经干枯了的艾蒿吹下来了。它从窗前划过，就像一条灵巧的腿，轻快地跳过一格一格的窗棂。这艾蒿是端午节时妈妈插上去的，说是辟邪。想必这屋子已无邪气了，它就像一个兴完风雨的巫婆一样走了。

　　风不是一股，而是很多。在我眼里，它们有粗有细，有强有弱。菜园的风，就是细弱的风，它们吹拂着肥瘦不均的菜叶时，阔大的叶片只是微微动着，摇摆得并不热闹。所以白菜叶上的黑瓢虫不至于被晃得落下来，在豆角花上嬉戏的蝴蝶更是安然无恙。而瘦的菜叶，也不过耸着身子晃悠几下。

　　可是你看半空的那些风，它们可就强大得多。乌云被吹得一抖一抖的，脸色越来越青。狂风还使乌云的脸出现许多裂纹，它分明就要哭泣的样子。那些义无反顾撞向墙角的风，由于被碰了头，觉得没了面子，便不再回头，干脆忍气吞声地自消自散了。

　　至于那些奔跑着的花花绿绿的鸡，你看它们羽毛上的风吧，它是那么的柔和、轻盈，那羽毛被风掀得一瓣一瓣地张开，仿佛花儿伸着舌头在说话。

　　姐姐在灶上做饭，我蹲在灶前用炉钩子调理火，算是个小小的司火女神。弟弟呢，他在后屋逗着笼中的鸟。他叫嚷得比鸟还欢实。姐姐一会儿嫌我把火捅得太大了，一会儿又嫌我没有把火挑旺。

　　也不怪她发牢骚，锅里炒着的菜本应该用旺火的时候，我却把柴火往灶口撤了撤，添在锅底的火就蔫蔫巴巴了。而她煮苞米面粥急需文火的时候，咳，我把火势弄得蓬蓬勃勃的，比除夕夜的焰火还盛。

　　灶房的门开着，我在听风声。风声越来越大的时候，天色也暗淡的厉害了。突然灶房骤然亮了一下，这短暂而巨大的明亮使屋子仿佛颤动了一下，是闪电出现了。跟着，雷声轰隆隆地炸响，门被震得咣当咣当地叫，看来雨要来了。

　　“要下雨了，快去关窗户。”姐姐吩咐我。

　　我撇下炉钩子跑到院子时，雨点已经东一颗西一颗地坠下来了。我飞快地关窗户，看到一窗的黑云像一群乌鸦似的盘踞着。鸡架里的鸡个个都缩着脖子，它们喜欢风，但不喜欢雨。风能梳理羽毛，而雨则会使羽毛变得零乱。我把窗台上的肥皂盒拿回屋子，一旦它潲了雨，被泡化了，我们就别想有干净衣服穿了。

　　饭菜做妥了，姐姐正把她们一样一样地往屋中央的八仙桌子上摆。灶膛里金灿灿的火炭，它们明媚晶莹，散发着颤动的热气。那块大的如熟透的苹果，而小的则如鲜浓欲滴的草莓。这懒洋洋的火多半用来温水。

　　爸爸妈妈回家后，总要洗上一把脸的。以往爸爸是不用洗的，可自从他到粮库当装卸工后，总是灰头土脸地回来，他不洗是没法吃饭和钻被窝的。温水除了供他们洗漱，还用来刷碗。

　　关了窗，又关了灶房的门，雨就强大起来了。雨声火辣辣的，仿佛炉膛上开了的水在哗哗叫，又仿佛一群大嗓门的婴儿被打了屁股在哭。天色昏暗了。玻璃窗上弥漫着一波一波的雨水，使窗外的景致变得模糊了。

　　到吃饭的时辰了，可爸爸妈妈都没有回来。饭桌上的晚饭同往常一样，一大盆金黄色的苞米面粥，一盘炒土豆丝，一碗黄酱和一把青葱。此外，还有一碟淋了香油的杏黄色卜留克咸菜。咸菜里拌了些辣椒丝，所以看上去就像一片黄土地上生长的一簇簇红柳，看上去十分明媚。

　　弟弟从后屋来到前屋，他瞥了一眼饭桌，嘟嚷了一句：“又是这些破饭？”然后他又把眼放到窗外，骂：“他*的下雨了！”

　　我弟弟十岁，我十二岁，姐姐十五岁。也许是他小的缘故，什么都看不惯。他淘气，他的蓝布杉是双排扣的，其中有一排扣只剩下了一颗，它看上去就像监守最后一班岗的老兵。其余的扣都被他玩丢了。他们有的是被树枝勾去了，有的被狗爪子挠掉了，还有的是打架时被人给拽去了。

　　他的衣领从来没扳正过，领尖总是打着卷。他眼睛不大，厚眼皮，一说话就爱撇嘴，且老是气冲冲的样子。他喜欢在外面跑，接触风和阳光的时候多，所以他的脸很黑，妈妈叫他“黑印度”。

　　黑印度说：“今天这雨他*的真大，我得把五彩线放了。”

　　五彩线是端午节时妈妈给我们姐弟三人拴在手腕上的。这五种颜色是红色、粉色、黄色、蓝色、白色。白色和黄色很接近，当初我就把它们看混了，以为只有四种颜色。据说系了五彩线的孩子，上山不会招虫和蛇的叮咬，而且不会被夜晚时游走的小鬼给附了体。

　　一般来说，五彩线要等到端午节后的第一场雨来临时，用剪刀把它剪断，放到雨中，据说这样它就能成龙。我嫌它绑在手腕上难受，总感觉那里像爬着条毛毛虫，所以未等有雨就时候，就在河边把它拽断，让它随波逐流了。

　　黑印度呢，他嫌端午后的第一场雨太小，怕他放的龙因雨贫而不能兴风作浪，就将其留了下来。如今这雨气势宏大，他当然不会错过这机会了。他让我帮他剪断五彩线，拈着它跑进雨中，我听见他在院子里叫：“要成就成条大龙吧！”

　　等他放完五彩线回来，已经是个落汤鸡了。他把湿衣服脱下来，蹲在灶前去烤火，一边烤火一边打喷嚏。火炭的热气就像鞭子一样，把他衣服里的癞皮狗似的汗腥气给驱赶出来了。

　　姐姐从里屋将头探向灶房数落他：“别烤了，难闻死了！”说完，她从立柜里面为他找出一件干爽衣裳。那衣裳的兜口和袖口都打着补丁，领子也被磨破了。黑印度把湿衣服扔进洗衣盆中，换上干净衣裳，他问姐姐：“你不把五彩线给放了？”

　　姐姐垂头斜着眼看了他一下左手腕上的五彩线，她带着凄怨的语气说：“我哪有那个福气！过些天山货下来了，我还得进山去采，我要是把五彩线剪断了，到时候碰到长虫来咬我怎么办？”听她的口气，那五彩线就是锁住毒蛇咽喉的铁锁，她轻易不能丢了这护身符。

　　的确，作为长女，她比我和弟弟承担了更多的家务活儿，喂鸡、做饭、挑水、收拾屋子。此外，野生的浆果和蘑菇下来的时，她还得进山去采摘。我对家务活并不是袖手旁观，但由于天性懒惰，专拣那些轻巧活儿去做：抹抹炕面和柜子上的灰呀，给灶膛烧火呀，刷个碗或者淘淘米呀等等。妈妈说我“净干些面子上的活儿。”

　　黑印度呢，他除了经管那一笼鸟之外，家务活儿他是不问不碰。你若让他去仓房舀一碗小米，他都不知道米袋放在哪里。他更不知道锄头和镰刀挂在哪面墙上，不知道在院子外面刨食的那一群鸡中，哪几只是自家的。

　　雷声和闪电就像一匹快马，马蹄过处，乌云被击得七零八落。雨渐渐小了，天空也微微露出亮色。不过即使乌云全部消散，天也亮堂不起来，因为已是向晚时分了。姐姐先前还对着桌上的饭皱眉头，担心雨如果停不下来，会耽误爸爸妈妈回家，晚饭会被推迟。那样她又得把已经端上桌的饭重新拿到灶房热了。

　　黑印度从后屋里把高帽子拿了过来。这帽子是用报纸糊的，下宽上窄，呈圆锥形。他把它扔到炕上，对姐姐说：“鸟儿把屎拉在这上面了，你擦擦吧。”

　　姐姐嘟嚷一句：“谁让你的鸟笼挂在帽子上的呢。这帽子要是弄脏了，他们再让妈妈游街时，还不得罚她多走几条街呀？”

　　“这破帽子弄点鸟屎有什么？我看它不比报纸上的那些黑字还要难看呢！再说了，游街又不累，多走几条街有什么！”黑印度“呸”了一口，不以为然地说。

　　“等我把你那笼子里的鸟都给放了，我让它们拉屎！”我威胁黑印度说。我知道，这纸帽子不能有污点，否则批斗妈妈的人会说她认罪态度不好。

　　“你个二豁子整天净编反辫子，有那工夫你学学梳辫子得了，少管闲事！”黑印度不屑一顾地嘲讽我。

　　我排行老二，又是个大豁牙，黑印度就叫我二豁子。他一这么叫，我就哭，这回当然也不例外。姐姐素来把眼泪的一方看作受欺凌者，她呵斥黑印度：“少在屋惹事，打把伞出去接接爸爸妈妈！”

　　爸爸半个月前到县城的粮库当装卸工去了。他骑着自行车上班，走二十多里的山路，早出晚归。爸爸以前在我们小镇学校当校长，他不满意工宣队进驻学校，让学生老是上劳动课，不学文化，便与工宣队的队长吵了起来。

　　结果爸爸被告到县教育局，教育局又把他的恶劣言论上报到县委，他被撤职，发配到县城粮库当工人去了。他换下笔挺的中山装的时候对妈妈说：“早晚有一天我会穿着它再回学校，我就不信学生可以不学文化！”

　　爸爸的倒霉在我看来势在必然。因为妈妈先他之前被判为苏联特务，妈妈戴着高帽子开始了游街经历。一个校长的老婆是特务，这校长起码也该是个情报员。

　　杨菲菲与我斗嘴时就这么骂过爸爸：“他是苏修特务的狗腿子！”我毫不客气地回敬杨菲菲：“你爸是你妈养的狗杂种！”结果狗杂种的后代和狗腿子的后代扭结在一起，互相咬，她把我的胳膊咬青了，我把她的大拇子的指甲咬裂了。

　　黑印度正要打伞出门，院门响了，妈妈回来了。妈妈被雨淋得精湿，手中提着一只篮子，那里面装着的菜被雨洗得一派青绿。

　　妈妈见院子里没有自行车，就问黑印度：“你爸还没回来？”

　　“没有！”黑印度很干脆地说。

　　“他也该回来了。”妈妈嘀咕了一句，将篮子放到仓房的雨搭下。

　　“天下雨了，他没穿雨衣，说不定半路上多躲到哪棵树下避雨了呢。”黑印度说，“他要是在树下逮只兔子，还不得在那儿拢堆火烤兔子吃呀！”

　　妈妈忍不住笑了，她对黑印度说：“你爸他哪有那份闲心！”

　　黑印度一撇嘴说：“他是没碰到野味，碰到他就有闲心了！”

　　“刚才那雷那么响，他会不会被——”妈妈忧戚地说。

　　“他又没做缺德事，不会被天打雷轰！”黑印度说，：“雷劈的人都是坏蛋！”

　　妈妈听了黑印度的话，这才有些安心地进屋换上一套干爽衣服。我把纸帽子捧给她看，我控诉黑印度把鸟笼挂在帽子上，屎都落在那上面了。

　　“没事儿，他们看不清楚的。”妈妈温和地说。她把那帽子放在茶柜上，就像放暖水瓶一样地小心翼翼。

　　姐姐见窗台上有两只苍蝇在闹，就握这苍蝇拍去打。黑印度见天基本上晴了，就把鸟笼提到院子里，让它们见见已透出暮气的天光。我呢，因为妈妈没有责备黑印度而有些悻悻然，我故意碰翻了窗台上的花瓶。

　　那是只天蓝色的鱼的形态的花瓶，里面插着一束已经半蔫的野花。花瓶里的水已经有几天未换了，粘稠而又散发着臭气。姐姐扶起花瓶嗔怪我：“就剩一只花瓶了，你还想把它打碎了不是？”

　　以往我曾打碎过两只花瓶，一只是圆肚形的，褐色；另一只与我碰到的这只一模一样，它们是一对。据说这对花瓶是爸爸妈妈结婚时，他们的朋友凑钱买的。我想这花瓶肯定看到了我出生的情形，它是不该知道这个秘密的，所以老是想着把它打碎，让它失去记忆。

　　“我看这花瓶碍眼，”我说。“你们也不想想看啊，鱼嘴里天天插着满满当当的花，它怎么喘气啊？我一看这花瓶就憋得慌。”

　　妈妈正打算出门，她听了我的话又折回身来，她把花瓶拿起，放到窗台的角落，对我笑笑说：“以后再养花，就不用这鱼瓶了，用空罐头瓶吧，省得你憋得慌。”

　　姐姐把花瓶流淌出的脏水用抹布擦，又将那些已不精神的花扔进垃圾桶里。她显然对妈妈纵容我有些不满，她嘟嚷道：“又不是真的鱼嘴，你跟着气闷什么。

　　妈妈微妙地笑了，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姐姐，说：“什么时候我再采一把花回来养，你们喜欢什么样的？”

　　“百合。”姐姐说。

　　“紫马莲。”我说，“要是有芍药花就更好了。”

　　“芍药都开过了。”姐姐说。

　　“没准也有一枝两枝没落的，赶巧被我采到呢！”妈妈说这话时，语气和面部表情都呈现着一股天真的情态。她对我们说，她要出去迎迎爸爸，让我们不要乱走。

　　雨停了。天色愈来愈昏暗了。八仙桌子上的饭菜渐渐凉了。只听到墙上挂钟“滴答滴答”响，黑印度又把鸟笼子提回后屋了。他在路过灶房的时候被柴火绊了一跤，他骂：“贱骨头，把你们烧成灰你们就鸡*老实了。”

　　我讨厌黑印度，他说脏话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有时对人和事，有时则对物。我最受不了他对物口出不逊，因为它们又没长嘴，无法与他唇枪舌剑地辩论。姐姐消灭了苍蝇，又擦干净了窗台，换我给灶膛点把火，她想把粥热一下。

　　“这钟声要是能当火柴使就好了。”我嘟嚷一句，很不情愿地到灶房烧火。柴火一旦烧起来就劈啪作响，这让我有种错误联想，认为响声里应裹挟着热气。如果那样的话，饭菜凉了，让钟声去烘热它们就是了。

　　我刚点起柴火，爸爸就进来了。他披着件橘黄色雨衣，看上去很鲜艳。他把自行车停好，先问候了一下鸡架里的鸡：“你们吃饱了喝足了？”他爱给鸡喂食，所以他走在院子里的时候，总有一群鸡像士兵保护着将军一样簇拥着他。

　　“你妈还没回来？”他进了里屋后问姐姐。

　　“回来了，找你去了。”姐姐说。

　　姐姐正在拟写一份与父母的决裂书，这是班主任老师授意她写的。说是如果她不与他们划清界限，就加入不了红卫兵。她正有几个字不会写，打算着问父亲呢。可是爸爸听说妈妈不在，就急着出去找她。

　　黑印度对姐姐说：“你问他，还不如问字典！字典比他能耐，问啥有啥！”

　　黑印度这一段不管爸爸叫“爸爸”。他称爸爸为“他”。姐姐呵斥地说：“以后别‘他他’的，那不是爸爸么！”

　　“不叫‘爸爸’怎么了？”黑印度说，“他不过是个臭老九！”

　　姐姐说：“你滚！”

　　“你不也写决裂书要和他划清界限吗？”黑印度说。

　　“可他去粮库接受革命再教育了，他被改造好了还是个好同志！”姐姐说。

　　黑印度不吭声了。我已经把苞米面粥重新温了一下。那粥初次出锅后，粥的表面凝了脂，看上去就像盖了一顶金色草帽。如今热气再度熏炙它，那上面就被抽出道道裂痕，感觉这草帽就像是破了。我把粥从锅里重新端回饭桌，打算着再热热土豆丝，它已回生了。

　　“等爸爸妈妈进屋了再热。”姐姐制止我热土豆丝，她说这菜不禁热，热一回就不脆生了。

　　“操，我都饿了。”黑印度瞟了一眼饭桌，说，：“他们是不是互相找到国外去了？”

　　“印度！”我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报复黑印度。

　　“操，男人黑点我看不错，像是有种的样子！”黑印度回敬我说。

　　“驴脸也黑！”我说。

　　“对，它还是个豁牙子呢，一叫唤那嘴就漏风！”黑印度恶毒地说。

　　我正要去灶房抓一块劈柴打黑印度，妈妈回来了。她满面焦急的样子，一进屋就问我们：“你爸爸还没回来呀？”

　　“你没见院子里有他的自行车啊，”我说，“回来了！”

　　“那他人呢？”

　　“找你去了！”我们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妈妈脸上的表情松弛了许多。她问我们：“他是不是被雨浇透了？他没把湿衣服换下就找我去了？”

　　“他没挨着浇。他穿了件橘子皮一样色儿的雨衣，可漂亮呢。”我说。

　　“那雨衣呢？”妈妈的眼睛跳了一下，问。

　　“在水缸盖上呢！”我跑到灶房，飞快地把雨衣取来。

　　那雨衣还湿着，就像夕阳映照下的一片湖水，看上去鲜润明媚。它的身上还沾着几枚碧绿小巧的树叶，想必是狂风把它们从树上赶到行进在山路上的父亲身上的吧。

　　这树叶可爱极了，就像出浴少女留在身上的几点皂花，有一股淡淡的馨香。可是妈妈却用凄怨的眼神看它，仿佛是她心爱的女孩出去学坏了一样令她伤感。她有气无力地问：“谁给你爸爸披了这么漂亮的雨衣？”

　　“肯定是个女的！”黑印度接过话茬说，“男子汉谁有这么鲜艳的雨衣？”

　　妈妈的眼神更加愁苦了。她用手抚弄了一下衣襟，飞快地走进屋子，打开立柜，把属于她的那包衣服抱到炕上。我们家人的衣裳，每人一包袱，爸爸的包袱皮是白色的，姐姐的是紫色花的，我的是红花的，黑印度是绿色的，而妈妈的是深蓝色的。

　　其实白色的原来是黑印度的，可他嫌那颜色丧气，就像孝布一样，所以爸爸就把绿色的换给他。他对绿色也不是十分满意，说是一个绿包袱看上去就像只癞蛤蟆。

　　妈妈解开蓝包袱，她的那摞衣裳就一层一层地呈现了。它们绝大多数颜色深重、老旧、不是黑色、蓝色的，就是紫色和咖啡色的。只有一件是洋红色的，那是她年轻丰满的时候穿的，现在她老了，瘦了，这衣裳就有几年不穿了。

　　妈妈抽出这件衣裳，犹豫了一番，还是把它换在身上了。她背对着我脱下身上那件灰色衣服时，我在暗淡的光线中望见了她赤裸的后背。那后背瘦得让人感觉中央的脊骨分外突出，就像一根枯树枝竖在那里。

　　黑印度见妈妈穿上了这件洋红色的衣服，就撇了撇嘴。待妈妈又出门去寻爸爸之后，他才大声地对我和姐姐说：“这个苏修特务穿这么新鲜，是不是要过江投奔她的主子去？”

　　姐姐骂他“混蛋”，我则被他逗笑了。黑印度所说的江就是龙江，它是中苏界河，妈妈童年就生活在那里。也许正是由于这段特殊的经历，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她定名为苏修特务。我想我们家幸好没有什么绝密文件，否则这个大特务还不得把它带过江去，献给苏修帝国主义邀功请赏。

　　我觉得天肯定有着眼皮和睫毛，一旦它们耷拉下来了，天就黑了。只是我不知道天的睫毛是不是晚霞，天的眼皮是不是地平线。

　　姐姐拉亮灯，接着写她的决裂书。她趴在炕沿上写，弓着后背，脑袋和手中的笔左摇右晃着，看上去思路不畅。黑印度在后屋逗完鸟以后，就搬着字典过来给姐姐当援兵，他问：“你哪几个字不会写？我帮你查！”

　　“你又不懂偏旁部首，你会查么？”我没忘了敲打他。

　　“我不懂那个，可我会拼音！”黑印度理直气壮地说。

　　“是连平卷舌都分不清楚，你查个屁！”我怒气冲冲地说。

　　“是啊，我是个豁牙子，说话漏风，平卷舌能分清楚嘛！黑印度在反击我时从来都是击中我的要害的。

　　我正要哭，姐姐吩咐我去灶房看看火，不要让它灭了，否则热菜时还得重新点火。我怏怏不快地走向灶房的时候，听见姐姐对黑印度点说：“你先帮我查查‘遗臭万年’的‘遗’字怎么写。我在广播里听到过这个词，觉得它很有劲！”

　　往火炭上横了两根细的劈柴后，我听见黑印度对姐姐说：“找到了，找到了，这‘遗’字的左边带个‘女’字！”我想他一定是把“姨”当作“遗”了。

　　别看我比姐姐矮三个年级，可我识的字比她多。我喜欢翻字典，一次能记住五六个生字，我幸灾乐祸地想，让你相信黑印度吧，把“遗臭万年”写成“姨臭万年”，老师看到后，还不得把腮帮子都笑疼了啊。

　　灶房没有开灯，但它并不黑暗。它的亮多半是借了里屋的灯光，光从那里溜出来，一直探到灶坑前，似乎这光饿了，想去锅里找些饭来吃。灶房的另一些亮儿，是因为火的缘故。

　　它的光是暖红的，极像妈妈换上的那件衣裳。横的火炭上缓缓燃烧的两块劈柴，看上去就像是两柱香，燃烧得沉静安详，散发出淡淡的木香气。我喜欢这样的火，它不过分热烈，又不过于呆板，是那种轻歌曼舞的火，温情脉脉的火。

　　我正出神地蹲在灶坑前看火，灶房的门响了，爸爸回来了。他一进来就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他问我：“你妈还没回来？”

　　“回来了，又走了。”我说，“找你去了。”

　　“她上哪儿找我去了？”爸爸进了里屋。

　　“那谁知道！”黑印度抢着说。

　　我跟着爸爸进了里屋。我说：“妈妈没找着你，回来后换上了红色的衣裳。她说是去找你的，可我看她穿那么漂亮，不像是要去找人的。”

　　“你懂个屁！”黑印度抢白我说，“她穿着新鲜是要给臭老九看的！”他胆大包天地把“爸爸”一词用“臭老九”代替了。

　　“可是天都黑了，爸爸能看清她的衣裳吗？”我脱下一只鞋，正欲朝黑印度打去，爸爸温和地把我制止住了，他说：“你是姐姐，要让着弟弟。”

　　爸爸皱起了眉头。他走向茶柜，盯着那顶高高的纸帽子问我们：“你妈妈今天又游街去了？”

　　“去了。”姐姐放下笔，转过身来对父亲说，“是上午去的，下午她就上地里干活儿去了，她晚上回来时还摘了一蓝子菜。

　　“游街时没人打她吧？”爸爸问完后，又打了一个喷嚏。

　　“跟过去一样，没人打她。她戴着高帽子走，好事的人跟着看看。除了杨菲菲往她身上扔了一个臭鸡蛋外，别人谁也没有碰妈妈一个指头。”姐姐说。

　　“杨菲菲扔臭鸡蛋，还不是因为她把人家得罪了！”黑印度气势汹汹地指着我说。他这次没叫我“二豁子”。

　　我说：“谁让她骂爸爸妈妈了？她骂，我就揍她，我看是骂疼呢，还是挨打疼！工人阶级的后代不都是铁打的吗？还那么不抗揍，一揍就哭，真没劲！”

　　“女孩子是不应该学会打人的。”爸爸说。

　　“咱家的男孩指挥逗鸟，我就得把自己当男孩子使呀。”我故意刺激黑印度。

　　黑印度并不在意，他把字典扔在炕上，指着饭桌说：“操，我都要饿昏了。”

　　“那你们就先吃吧，”爸爸说，“我再出去找找她。”

　　“哼，杨菲菲家的鸡一定是天天刨厕所的蛆吃，不然怎么下出来的是臭蛋！”我嘟囔道。

　　黑印度首先“嘿嘿”乐了，跟着爸爸也笑了。笑得最矜持的是姐姐，她努着嘴对我说：“你满脑子都是怪念头，快去烧你的火去吧。”

　　一提起烧火，爸爸似乎想起了什么，他唤我到灶房取只碗来。只见他很不自然地扭了扭身子，似乎怕生人进来似的望了望门口，他的情态很像一个做了坏事的孩子要认错一样拘谨。

　　他让我擎着碗，然后两手左右开弓地从两个裤兜里往外掏黄豆！那豆子金黄而圆润，它们咕噜噜地朝碗里奔跑，初始时我能听见“啷——啷——”的清脆回声，待碗底被盖满后，那响声就是簌簌的了。

　　黑印度凑过来，惊讶地看着那只不断有黄豆流入的碗，“哇哇”地叫着。很快，爸爸掏空了裤兜，碗里的黄豆也快平碗了。爸爸拍了拍裤兜，不好意思地笑笑，对我们说：“你们把这碗豆子炒了，当零嘴吃吧。”

　　黑印度看着豆子的眼睛又黑又亮，就像两颗大的黑豆在瞪着一群小豆子。他说：“你不好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还偷！”

　　“不是偷的。”爸爸虚弱地说，“是落在地上的豆子，我一颗一颗捡起来的。”他不善撒谎，脸红了。

　　“哼，这黄豆上一点灰都没有，干净得就像新剥出来的，我就不信你是把它们从地上捡起来的！”黑印度咄咄逼人地说。

　　爸爸的脸更红了，他嗫嚅着说：“工人们好心，听说我有三个孩子，非要我抓点豆子回来给你们吃不可。”

　　“小偷！”黑印度仍旧坚持他的判断。

　　我才不管这豆子是怎么来的呢，我喜滋滋地把那碗黄豆捧到灶房，打算把锅里的热水舀干，用这恰到好处的微火来炒黄豆。炒熟的黄豆实在好吃，又香又脆，不过它很难嚼，你得牙上有点功力才是。

　　爸爸又出门寻妈妈去了。黑印度溜到灶房，殷勤地帮我舀锅里的水，他说：“我看这豆子要赶快炒了吃，不然别人看见，就会把爸爸当作小偷给抓起来。”

　　“那咱们就快动手吧。”我终于与黑印度在这件事上达成了一致。

　　怕看不清豆子身上颜色的变化而把它给炒糊了，黑印度拉亮了灶房的灯。平时我们是不舍得在这里点灯的。爸妈都觉得，一个做饭的地方，有些微的光亮就可以了，所以灶房的灯是低度数的，昏蒙蒙的，就像一只老眼昏花的眼。而且，由于油烟和苍蝇的侵蚀，那上面沾满油垢和蝇屎，使原本不亮的灯又大打折扣。

　　黑印度抬头望了一下灯，骂了一句：“这半死不活的灯！”然后他朝姐姐申请使用手电筒。手电筒我们称为“电棒”，在家里，它属于贵重物品，不是谁想使就使得了的，因为它耗费电池，而电池就是钱。

　　姐姐掌管着使用它的权力。一般来说，只有走夜路时，而那晚上又没月有亮，姐姐才会派它出马。若是天上有一轮比面饼还要白的月亮，你想使它，姐姐就会气咻咻地指着窗外的月亮说：“它就是现成的大电棒，你不使它，别人也使，你不就成傻瓜了么？”

　　黑印度碰了一鼻子灰回来。他见我已把豆子扔进锅里，就抓起铲子“咣——咣——”地炒了起来。他对我说：“一个电棒有个鸡巴毛了不起，等我长大了，成了龙了，我买它一屋子的电棒使！”

　　我笑了，我们那么快地就达成了统一战线。

　　姐姐继续写她的决裂书，我和黑印度交替着炒豆子。我们用文火炒，豆子的香味徐徐地飘了出来。有经常徘徊在锅底的，就先熟了，它熟时要“啪——”地响一声，这时它的身子就会出现裂纹，而火的痕迹就像乌云似的，形态不一地出现在它们身上。这种时候，炒豆子的频率就要加快，我累得汗流浃背的，刘海儿都湿了。

　　只听得豆子的爆裂声越来越密集：啪——啪啪——啪啪啪，就像除夕时的爆竹一样响亮。黑印度从锅里抓出几颗豆子，打算着先尝一尝。那豆子烫极了，他跳着脚，可是并未舍得将掌心的豆子扔掉。他忍着烫扔进嘴里一粒，对我说：“我看火候行了，现在吃起来软，等凉透了就脆了！”

　　“我喜欢火候大的豆子——香”我说，“火轻的吃起来没意思。”

　　“那你就把它们炒糊算了，到时你吃不了，就连鸡都不稀罕吃。”

　　我只得抓起一只空铁盒，将豆子一铲一铲地撮出来。豆子一出了锅，响声就止息了。它们刚才还吵闹得像群麻雀，如今却安静得像群绵羊。黑印度把豆子端到院子里，想让它尽快凉下来，我则添水刷锅，准备着把饭再温一遍。

　　妈妈无声无息地回来了。她进来没有和黑印度说话，也没有搭理我，径直进了里屋。我跟了过去。她拿过小板凳，坐在饭桌前，呆呆地望着那碟鲜润明媚的咸菜，似乎它把她给深深得罪了。她眼睑处皱纹丛生，满面疲惫，那件已不合体的洋红色衣服穿在她身上，很像一个受气的小媳妇，无精打采的样子。

　　“爸爸刚才回来了，他见你不在，又出去找你了。”姐姐说。

　　妈妈抬起了头，她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泪眼朦胧。她说：“你们知道爸爸上哪找我去了？他上梁老五家！他以为我和梁老五怎样了，真是冤枉我！我和梁老五交往，还不是因为你爸！他一个校长落得这下场，我怕他想不开走了绝路，见梁老五实在、耿直，我就求梁老五平时劝着点你爸。人家梁老五瞧得起咱家，从关里带回桶香油，也想着给咱分一点！”她声泪俱下地说着，仿佛在痛说革命家史。

　　我明白了，爸爸是循着咸菜里香油的气息，以为妈妈去梁老五家找他去了。梁老五最近常来我家，他年轻的时候当过装卸工，他就讲他那时有多苦。货船一来，他们就一溜小跑地往船上装货，一天下来，累得头晕眼花，肩膀酸痛得夜里不敢翻身。

　　他一讲这辛苦，爸爸就觉得他当装卸工简直太福气了，工人们都很照顾他，他扛粮食走得慢，就让他少背几趟，见他体力不支时，干脆就让他躺在粮食堆上歇一会。梁老五的老家在关里，他春季探亲回来时，把带回来的香油分了一小瓶给我家，我们只有拌咸菜时才舍得放一点。我实在不知道香油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你是不是碰到梁老五的老婆了，她骂了你？”姐姐问。

　　“是啊，我到菜园去找你爸，以为他去那里找我去了。路过梁老五家，正赶上他老婆出来泼水。她一见我就骂：‘以后少让你家老爷们大晚上的上我家找你，你一个特务还想养汉养到我家门口！’她还故意把水泼到我脚下。”妈妈说完，像个受到伤害的小女孩一样，嘤嘤哭个不休。

　　“养汉”的含义我懂，就是说男女之间“搞破鞋”。我想妈妈就是特务的话，也不会和梁老五搞到一块。他又矮又胖，面目粗俗，怎能跟英俊的爸爸相比呢！爸爸这个大傻瓜，干吗去他家找我妈妈，让妈妈平白无故受这冤屈呢！

　　“你别去找他了，他不回来活该！我们先吃饭吧。”我对妈妈说。

　　“一家人不全，吃的什么饭呢？”妈妈平静下来了，她看上去不那么忧戚和脆弱了。

　　姐姐说：“妈你别生爸的气。爸去他家找你，肯定以为你去那里找他去了，他不会往坏处想你的。”

　　“那梁老五的老婆凭什么那样污蔑我？”妈妈一梗脖子了，很天真地问。

　　“因为她怕你把她的老爷们发展成苏修特务，到时候没人给她挑水吃了。”我说，“再就是你比她长得好看，她看着眼气。”

　　妈妈含泪笑了。她笑得很好看。她说：“这么说不能怪你爸爸了？”

　　我和姐姐异口同声地评判说：“不怪！”

　　黑印度捧着铁盆进来了。他嘴里“咯嘣咯嘣”地嚼着豆子，满嘴流香。而那盆里的豆子被晃得哐啷哐啷地响。我把盆子抢过来，一看只剩下个底儿了，就气得哭了起来。我嫌黑印度太吃独食，他一个人就吞了多半碗的豆子！

　　“我饿了，不吃豆子行么！”黑印度说。

　　“这豆子哪里来的？”妈妈问。

　　“出去找你的人从粮库偷来的！”黑印度说，“要不赶快把它吃光，等着工宣队上门来发现了。他就别想在粮库锻炼了，他到笆篱子看铁丝网去吧！”

　　黑印度说完，去后屋喂他的那笼鸟了。他一天要喂它们许多次，每次放上少许的食，他说这样养鸟，鸟才欢实。否则，你一家伙把它们喂饱了，得，它们就懒洋洋地不想动了，更别指望它们唱歌了。

　　妈妈的心情已经明朗了许多。姐姐又不失时机地告诉她，爸爸很惦念她，向我们打听她上午游街时受没受委屈。这个苏修特务听到这番话后，眼睛里就泛出温柔的亮色了。她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嘟嚷一句：“这么晚了，他别是因为上老梁家遭了白眼，想不开了，我得出去找他。”

　　姐姐这次主动把电棒拿出来，派给妈妈用。

　　妈妈消失在夜色中。姐姐望着已经凉透了的饭，嘱咐我不要让柴火烧落架，说不准妈妈一出去就碰见爸爸呢。

　　我让姐姐抓点黄豆来吃，她瞟了一眼盆底所剩无几的豆子，只抓了一小把。还轻轻嘀咕了一句：“这黑印度也真是的。”

　　炕沿上放着好几个纸团，那是被姐姐揉皱了的决裂书。也许是让爸爸妈妈这没完没了的互相寻找给打扰了的缘故，她写得很不顺畅。

　　我捧着盆子回到灶房，蹲在灶坑前，将火挑亮，一心一意地吃起了豆子。我的虫牙多，到处是豁子，所以嚼起来很吃力。不过这豆子实在是妙极了，越嚼越香。

　　豆子在我嘴里“咯嘣”响着，柴火则间或发出“咔——”的一声脆响，似乎在为我的咀嚼而鼓掌加油。渐渐地，我吃累了，觉得两个腮帮子酸痛，心想黑印度就是给我留再多的豆子也没用，谁让我小小年纪的，牙却老气横秋了呢！

　　我很气馁，又很饥饿，灶膛的火微微熏炙着我，使人昏昏欲睡。正在似睡非睡之时，院子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爸爸推门而入了！

　　“你妈妈还没回来？！”我看不清他的脸，只听见他焦急的声音。

　　“回来了，又找你去了。”我有气无力地说。

　　“她怎么不知道在家等我？”爸爸抱怨到。

　　“那你回来了怎么不知道在家等她？”我反问。

　　“她是个女人，我不放心她天黑时一个人在外面，我不去找她行么！”爸爸跟我喊道。

　　“那她怕你不当校长去当装卸工想不开了，她在家能坐得住凳子么？”我抢白爸爸。

　　爸爸进了里屋。我想姐姐今晚的决裂书实在跟被人踩过的蚂蚁一样地倒霉，死又死不了，活又活不成。

　　爸爸问姐姐：“你妈没说去哪里啊？”

　　“没有，”姐姐说，“你不用太担心，我把电棒给她了。”

　　“她要是上野地遇见了狼，拿着电棒有什么用！”爸爸说。

　　“怎么不管用？”姐姐说，“狼怕光，用电棒一晃它的眼睛，它就会吓跑的。”

　　爸爸见窗台上的野花没了，就问它们还没开败，怎么就给扔了？在爱花的问题上，爸爸更像个女人，极具怜惜之情。他清晨起来的惯常动作是，先奔到窗台去闻闻野花的香气。

　　他从粮库回来，骑着自行车走在山路的时候，只要天气好，又碰到了姹紫嫣红的野花，他总要停下车子采上一束。所以他回家的时候，车把上常常别着一束花。镇子里的一些人见了会啐口痰说：“臭老九就爱瞎浪漫！”

　　姐姐简短地把妈妈遭梁老五老婆羞辱的事告诉了爸爸，爸爸更加着急了，他说：“我得赶快去找她，她哭完了出去，别再出点什么事。”

　　爸爸像旋风一样来去匆匆。那夜伸着一条长舌头，把他又卷入黑暗之中了。黑印度打着口哨从后屋出来，他在经过我身边的时候问：“刚才我听见门响，谁回来了？”

　　“爸。”我简短地吐出一个字。

　　“他又走了啊？”黑印度感慨地问。

　　“哦。”我依然简短地应答着。

　　“操，我看他们今晚这么找下去，非要找到天亮了不可。”黑印度十分肯定地说，“他们这叫‘相住’了！”

　　黑印度踢开灶房门，到院子里去了。很快，我听见了撒尿的声音，他常把屎撒在鸡架旁，有时尿水淋到鸡食槽子里，鸡都不爱吃食了。

　　我很不喜欢他的某些做派，譬如吃饭时常不使用筷子，用手抓；譬如攒住一个屁时，非要等到很多人的时候放，臭气熏得人直反胃；譬如他向外开门时，总是用脚踢，而不用手去推，显得不可一世的样子。我想他这种人长大了肯定是个地痞流氓，说不定连个媳妇都找不着呢。

　　我添了两块小的劈柴，然后回到里屋。姐姐已经不写决裂书了，她坐在炕沿上给黑印度补袜子，他的袜子露脚指头了。那些皱巴巴的纸团被弃在墙角，看上去像几个糯米团子。

　　黑印度撒完尿后打着哈欠走了进来。他坐在饭桌前，用手抓起几根咸菜，放在嘴里大嚼大咽着。姐姐正要数落他，他接二连三放了一串屁。他说：“这黄豆好吃是好吃，就是爱放屁。”

　　姐姐责备他说：“谁让你吃这么多了！”

　　黑印度看来真是饿了，他望着苞米面粥的神色是那么地羡慕、贪谗，就像猫见了鱼似的。姐姐有些不忍心了，她说：“你要是实在太饿了，就让你二姐给你先盛一碗热着喝了。”

　　“我才不呢！”我激烈地反驳道，“这一盆粥都凝得像皮冻了，给他先盛一碗，等于是挖了个洞，爸爸妈妈回来一看多不高兴呀。再说了，一碗粥怎么热呀！”

　　黑印度说：“一勺粥我都能热，别说一碗了！”

　　姐姐见我们又要吵起来，连忙制止说：“算了，再等一会儿，全家一块吃吧。”

　　黑印度拍了拍饭桌，耷拉下眼皮默许了。

　　钟摆左摇一下，右摇一下，时间就让它给这么不经意地摇走了。半个小时过去了，姐姐补完了袜子，灶炕的劈柴也奄奄一息了，院子里还没有脚步声响起。

　　一个小时过去了，黑印度开始伏在饭桌一角打盹，我和姐姐有些提心吊胆了，爸爸妈妈是否真的去死了？他们是不是抛下我们不管了？我们的议论被黑印度听到了，他没心思睡了，他抬起头，用男子汉的口吻安慰我们说：“你们不用担心，大人不会说死就死的。”

　　“对，他们不会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姐姐说。

　　“可他们要是真死了呢？”我忧心忡忡地问。

　　“那我就找他们算帐去！”黑印度斩钉截铁地说。

　　“那你还不得跟着死呀，要不阎王爷能让你见他们吗？”我说。

　　黑印度打了一个寒战，姐姐则瞪了我一眼。

　　我们一旦把事情往坏处想了，就魂不守舍了。黑印度说他们可能选择去小树林上吊，脖子被小绳子一勒，就没命了，痛快！我则认为他们会去水泡子溺水而死，因为这是个美丽的小湖泊，它的周围簇拥着绿草和野花。姐姐呢，她想的比较恐怖，认为他们是去公路撞汽车了。

　　这样思来想去，我们觉得他们已经死了。我先哭了起来，姐姐忍了一会儿，也跟着落下眼泪。黑印度呢，他一直撇着嘴一动不动，后来也按捺不住地哭了，他很可怜地说：“爸爸妈妈要是死了，谁养活我啊。”

　　我们此起彼伏地哭着，把夜给哭深了。我们打算求助邻居帮助寻找尸体。黑印度说要先上小树，姐姐说要先上公路，我则坚持要先上水泡子。正当我们争执不休的时候，院子里突然响起脚步声，我们三个人几乎同时奔向门口，爸爸妈妈回来了！

　　他们进了屋里，一身夜露的气息，裤脚都被露水给打湿了。爸爸和颜悦色地提着手电筒，而妈妈则娇羞地抱着一束花。那花紫白红黄都有，有的朵大，有的朵小，有的盛开着，有的则还打着骨朵。还有一些，它们已经快凋谢了。

　　妈妈抱着它经过饭桌的时候，许多花瓣就落进了粥盆里。那苞米面粥是金黄色的，它被那红的黄的粉的白的花瓣一点缀，美艳得就像瓷盘里的一幅风景油画。爸爸妈妈的头上都沾着碧绿的草叶，好像他们在草丛中打过滚。而妈妈那件洋红色的衣裳的背后，却整个地湿透了，洋红色因此成了深红色。

　　我赶紧去灶房当我的司火女神。柴火已经灭了，我又重新点燃，把那份落着花瓣的饭给重新热了。当我端着粥盆回到里屋时，正赶上妈妈把那束花往一个大罐子里插，她一摇晃那花，好家伙，又有一批花瓣落在饭上，其中就有我喜欢的芍药的微粉的大花瓣，这盆粥真是香气蓬勃了。

　　妈妈把花插上，注上水，将它摆在八仙桌子中央。全家团聚在桌子旁，吃起了花瓣饭。谁也没舍得把那些花瓣挑出来扔了，我们把它们全吃了。那是我们家吃的最晚的一顿饭，也是最美最美的一顿饭。

　　黑印度最先吃完，他回后屋去了。我们猜他困极了，去睡了。然而几分钟后，屋子里突然传来鸟鸣声，只见一只只小鸟扑簌簌地飞了进来。我望着黑印度站在门口，双手高举着鸟笼，笼门悠悠开着。

　　插图为插画师老墨作品

　　迟子建年2月27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北极村。年，开始文学创作。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同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

　　年，出版长篇小说《茫茫前程》。年，获得庄重文文学奖。年，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年，出版长篇小说《伪满洲国》。年，出版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年，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年，出版长篇小说《白雪乌鸦》。年，出版长篇小说《群山之巅》。年9月23日，迟子建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年1月15日，当选为黑龙江省政协第十二届委员会副主席。年9月，长篇小说《烟火漫卷》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