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从我读初中开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文章一直没有离开过初中语文教材。在关于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该多些还是该少些的争论喧嚣中，这篇经典课文一直坚守“阵地”，从没有退却过，可以说是经典课文中的“中流砥柱”。按王荣生先生关于语文课文的分类法，一定是属于不可替代的“定篇”了。但是，关于这篇经典课文的主题，几十年来形成的“最权威的解说”，可以“固定下来”让每一代学生都掌握的“丰富内涵”，却在新的统编教材中不再是权威，不再那么固定。（笔者注：除“中流砥柱”外，本段中加引号的内容均引自王荣生《定篇例文样本用件》一文）

有研究者将八九十年来对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的主题理解做了分析，认为有主要有以下三种理解（见下图）。

这三种理解的不同，主要缘于对“三味书屋”部分的理解不一样，简而言之，就是对三味书屋及其主人寿镜吾先生的评价不同。前两种理解，其实是基本相同的，都是把三味书屋及寿镜吾先生作为封建教育的代表，只是鲁迅对之的情感程度上有轻重之别，是深恶痛疾的还是有所不满的，是温情的批判还是无情的揭露和抨击。第三种理解把三味书屋和看作是鲁迅童年生命成长的两个空间之一，认为表现了对知识的渴求，与百草园一样都充满了童趣。

这就把问题引到了鲁迅在这篇回忆性散文中对于三味书屋和寿镜吾先生的情感与认知上：年的初秋，46岁的鲁迅“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离开北京南下。到厦门两个星期后，一个人住在厦门大学图书馆楼上，“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的时候，回忆起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那段儿时经历，他对三味书屋和寿镜吾先生究竟有着怎样的情感和认知？在鲁迅当时的心里，三味书屋到底是一处好的所在还是不好的所在？他对寿镜吾先生究竟怀念还是怀恨？

我们无法去复原鲁迅写作《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时的心理和思想，只能从他留下来的文字中来窥得一二。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最早发表于同年10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十九期上，副题是《旧事重提之六》。年5月，鲁迅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并与许广平公开同居后，将“旧事重提”系列十篇文章结集出版，改名《朝花夕拾》，该文仍排在第六篇。在《朝花夕拾》的小引中，鲁迅说：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朝花夕拾》中的大部分文章，都属于这种留有“旧来的意味”的“反顾”。从鲁迅这段话中我们可以读出，这些存留在记忆上的旧时“意味”，如“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一般，“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蛊惑”着鲁迅“思乡”。而“思乡”所引出的“旧来的意味”，对于处在“纷扰”中的鲁迅而言，也许有着“哄骗”的作用，使他能够“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简单地说，鲁迅对于儿时经历的回忆是美好的。这种美好的感受，可以让他“空空洞洞”的内心，得到一些填补和安慰，使他“虽生犹死”的生命有一些“青葱”“绿叶”，也颇觉可爱。

当然，如果有心梳理一下鲁迅写作《朝花夕拾》中这十篇文章时的心绪，我们发现这也是颇有变化与波褶的。这心绪的变化与波褶，大概与他写作时的具体处境以及“目前”“离奇”的程度有关。当鲁迅稍稍能安定下来，没有强烈的外来攻击的时候，或是许广平给予他的爱和抚慰比较及时体贴的时候，他的笔下就会多一些柔情和宽容。关于这一点，要是能够把《朝花夕拾》中每一篇与写作该文前后几天中鲁迅的日记、书信往来（特别是《两地书》）对照起来读，应该是颇有意思的。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鲁迅应林语堂先生之邀到厦门大学担任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到达厦门大学两周后的礼拜六（9月18日）写的。从鲁迅9月12日夜里所写，9月14日上午寄出前又补写的给许广平的信中我们可以得知，鲁迅来到厦门大学住了近十天后，已经“渐渐习惯起来了”。学校还没开学（学校是9月20日开学，鲁迅与顾颉刚等人的意气之争也是开学之后才逐渐显露出来的），“觉得太闲，有些无聊，倒望从速开学”，而且“暂住在国学院的陈列所里，是三层楼上，眺望风景，极其合宜”。可见那几天鲁迅的心绪应该是不错的。信中叨叨念念的带有埋怨语气的话，基本上都是琐碎的生活小事，如：

常在一处的人，又都是“面笑心不笑”，无话可谈，真是无聊之至。海水浴倒是很近便，但我多年没有浮水了；又想，倘使害马（“害马”是鲁迅当时对许广平的昵称——引者注）在这里，恐怕一定不赞成我这种举动，所以没有去洗；以后也不去洗罢，学校有洗浴处的。夜间，电灯一开，飞虫聚集甚多，几乎不能做事，此后事情一多，大约非早睡而一早起来做不可。

这样的话语说是埋怨，倒不如理解为一个恋爱中的男人向心爱的女子求安慰。

所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朝花夕拾》中最有温情最欢欣的篇章之一。其他篇章中大概只有《阿长与〈山海经〉》和《藤野先生》可以在温情上可堪一比，但仍不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有纯净的童心，有天然的乐趣。

这种童心与乐趣，在“百草园”部分，更加外显而集中，历来没有大的争议。但在“三味书屋”部分，则因为比较内敛和分散，引起许多人的误读。

这些人的误读，往往是从文章的第9自然段开始的。这段文字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我的蟋蟀们！Ad，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对于这段话，以阅读鲁迅、研究鲁迅、发扬鲁迅精神作为自己一生最重要事业的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在《如何读与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以下简称钱理群先生文）中是这样理解的：

童年的“我”，视大自然的动物、植物为朋友的亲密无间的感情，那失去百草园的“乐园”的沮丧，对未知的三味书屋的恐惧，以及成年的“我”回忆起自己童年生活的这一灾变所感到的愤激与无奈，都尽在其中了：这真是神妙极了。

（原载《语文学习》年第11期）

诚如钱理群先生所言，鲁迅在这段文字中的确以神来之笔写出了一个天真的孩童对百草园深深的依恋和不舍，以及对未知的三味书屋怀有的一些不安。但那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的心理。至于把家里人送自己进三味书屋读书的原因，理解为“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都无从知道”，这纯属孩子的无知想法，或许也许是长妈妈或衍太太等人的哄骗或吓唬之语。而在46岁的鲁迅眼中，当年自己的这种“无知”正是孩童的天性，是一种可爱的天真。所以他揣摩一个天真儿童的心理，模拟儿童的口吻，又用自己成年后才会用的语词——德语“Ad”一词——来表现一个孩童的可爱心理：“Ad，我的蟋蟀们！Ad，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在这段话中，鲁迅运用了两种不同的写作视角——经验自我视角和叙述自我视角。

前者是历时性的经验主体的视角，属于有限视角，受到主体的经验的限制，有所知有所不知。所以当年的小鲁迅只知道自己要离开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读书，而不能明白其中的缘由，便以儿童的“无知”来猜测。这种猜测在成年后的鲁迅看来，当然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孩子长大了些，只要家里经济负担得起，便要送进书塾里读书，是没有什么特别缘由的，这不是对孩子调皮贪玩的惩罚——只不过孩子的这种无理猜测，反而产生一种无理而妙的逗笑效果，逗得伏案写作的46岁的鲁迅，嘴角不由得略略上扬，于是顺着孩子的逻辑，用属于成人话语的两个“Ad”惟妙惟肖地写出孩子的天真可爱。

后者是现时性的叙述主体的视角，往往是全知视角，或称为上帝视角，能跳脱出主体的经验局限，全知全晓。所以46岁的鲁迅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楼上房间里伏案写作时，会用一种他者的眼光来透视当年的自己——十二岁的小鲁迅。从而从当年的自己的身上感受到一种“鲜美”的“旧来的意味”——“Ad，我的蟋蟀们！Ad，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这里便带有了叙述自我视角，把两种写作视角复合在了一起。

其实，就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追述以往经历的回忆性文章无不是叙述者当下心理的显现。鲁迅年旧历正月入三味书屋读书时，已经年满10周岁。一个十周岁的少年照理应该能够理解为什么要送进书塾读书这样一件事，而不会幼稚到以为这是家里人对自己调皮贪玩的惩罚措施。但鲁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并不会也没有必要去考据一番，自己当年到底是不是这样想的。很有可能的情况是，把自己更小时候的一些幼稚想法按在自己12岁进三味书屋时的头上。另一种可能是，自己当年怎么想的，记忆中早就模糊不清了，写作时凭一些模糊印象再加以想象，虚构出当时这样的一种心理活动来。不管是哪一种可能，都不过是借以表达自己回忆时的心绪罢了。

那么，鲁迅在回忆当年心理，写下这段文字时，是否如钱理群先生文中所说，有一种“成年的‘我’回忆起自己童年生活的这一灾变所感到的愤激与无奈”的心理呢？

我认为鲁迅先生在写作时是不存在这种心理的。且看鲁迅先生在文中紧接着所写的两段文字：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这两段文字写当年的“小鲁迅”初进三味书屋的经历与感受。两段文字不长，却接连用了三个“便”字。“便”字在这里是一个副词，带有不费周折、自然顺当的意思，如“你这样一说，我便懂了”“前面右拐，便可以看到这家店了”。这里的三个“便”字，与其他词语配合起来，以“不……便……”“没有……便……”“……时，便……”的句式，传达出一种轻松舒畅之感。还有两个“算是”，也都表现了“小鲁迅”当年初进三味书屋时，没有感到紧张害怕，没有厌烦感或嫌憎感。原先因为大人们哄骗或吓唬的话而产生的一些不安和顾虑的心绪自然就烟消云散了，于是就采信了大人们正面教导的话语——先生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自然而然对先生有了恭敬之心。

对自己当年的这样一段成长经历，成年的鲁迅在回忆起时怎么可能视为“灾变”而感到的愤激与无奈？要知道，孩童虽然爱玩耍爱自由，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小少年也会不再满足于眼前的小世界，而对外面世界产生好奇和向往之心。鲁迅先生接触过弗洛伊德的学说，对儿童心理是了解的。

但是，钱理群先生文中却这样来理解鲁迅对“三味书屋”的描写片段：

写“三味书屋”，一开始，就出现了调侃。要理解第一段的调侃，先要作一点注释。“三味书屋”：“古代人把经书、史书、子书比作三种食物：经书是米谷，史书是蔬菜，子书是酱油肉末等调料”，“书中自有千钟黍”也。“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鹿’者，‘禄’也，当官也，发财也；‘肥大的鹿’，高官也，厚禄也；‘伏在古树下’，‘禄’在古树中也”。弄懂这两个意思，就能读出下面这一句的味道了：“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本来，一群孩子对着一个木匾、一幅画跪拜行礼，就已经够可笑的了：想想是怎样一番情境！现在，还要“算是”（这两个字很耐寻味）拜孔子，拜先生——神圣的孔夫子，威严的先生变成匾和梅花鹿，这就更荒诞不经了。但细想细想来，可不是么：读书本来就是混碗饭吃，谋个官做，自然要从书中寻“（食）味”，膜拜“梅花鹿（禄）”了。——这里的调侃味是十足的。

且不说这里对“三味书屋”的注释和对画中“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寓意的解释并不是鲁迅文中所有，都是钱先生自自己想当然的借题发挥——鲁迅先生只是根据回忆如实描述而已，那有什么调侃味？要说调侃味，那是钱先生要借机调侃封建文化。——照这种逻辑，如果谁写文章记叙了自己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是不是很有调侃意味呢？——我们也可以对“天安门”作一点注释：清顺治八年，清世祖福临下令在明代承天门原址废墟上大规模改建，并更名为“天安门”，取“受命于天，安邦治国”之意（引自百度百科）。这是典型的封建帝王思想，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而且，这个建筑和名称都是改朝换代的产物，你说自己在天安门广场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想调侃什么？该当何罪？——现实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都是按照这种逻辑推出来的！钱先生此论差矣！

仅是钱先生在这段话中对“三味书屋”的“三味”的解读，也是让人无法接受的。关于“三味书屋”的名称由来和含义，有几种不同说法的，其中有一种说法如下：

寿镜吾之孙寿宇先生在所著文章中讲道：“我不止一次地从我祖父寿镜吾的口中，听到解释三味书屋的含义。祖父对‘三味书屋’含义的解释是‘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布衣”就是老百姓，“布衣暖”就是甘当老百姓，不去当官做老爷；“菜根香”就是满足于粗茶淡饭，不羡慕、不向往于山珍海味的享受；“诗书滋味长”就是认真体会诗书的深奥内容，从而获得深长的滋味。“这第一点‘布衣暖’非常重要，这是我祖先峰岚公、韵樵公的思想核心。产业的失败，使他们看清了清王朝的腐朽本质，他们认为在祸国殃民的清王朝当官就是为虎作伥，是害人害己。于是，把三味书屋的办学方向也作为子孙的人生指南，不许自己的子孙去应考做官，要甘于布衣暖，菜根香，品尝诗书的滋味。”寿宇说，寿镜吾生前曾对他说：“这三味的含义不能对外人说，也不能见诸文字，这是祖先韵樵公定的一个家规，因为‘三味’精神有明显的反清倾向，一旦传出去可能要招来杀身之祸。”

这种说法可以从寿镜吾先生考中秀才后便不再应试，终身以坐馆授徒为业的人生选择得到印证，似乎更值得采信。但钱理群先生采信了更为流行的另一种说法——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xīhǎi，醢是猪肉或鱼肉做成的酱）。此说可与三味书屋中“至乐无声唯孝悌，太羹有味是诗书”的联语形成互训。或许，“三味书屋”中的“三味”的寓意，有内外有别的两种解释。对外以三种味道比喻读三类书籍的感受来解释，以应付官府与外人；对内，用要甘于布衣暖、菜根香、品尝诗书的滋味来传承家训，教导儿孙。对此，鲁迅也未必知晓。钱先生采信了比较流行的说法，并无不妥。但钱先生竟把“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的意思解释为“古代人把经书、史书、子书比作三种食物：经书是米谷，史书是蔬菜，子书是酱油肉末等调料”，认为这里宣扬了“书中自有千钟黍（应为“粟”）”的庸俗功名观，这是明显的误读。因为“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这三个比喻，是对读书之“味”的形象说法，是说读不同类别的书籍，可以获得不同的趣味感受，强调的是读书的精神愉悦。而钱先生的解释，忽略了三句话中的“味”字，把三个比喻的本体（读书之味）和喻体（食物之味）都偷换了，看成是“把经书、史书、子书比作三种食物”，因此得出了“书中自有千钟粟”“读书本来就是混碗饭吃”的理解。这样的误读，不知钱先生是在调侃“三味书屋”还是在调笑自己。

“三味书屋”之于“小鲁迅”，不是埋葬童年欢乐的墓地，而是少年成长的新乐园。在这里，有他新的乐趣。

我们再继续读下去，就会看到鲁迅先生对自己当年的好奇心的回忆。

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

“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这正是小小少年渴望探索未知世界的心理表现。现在终于有了好机会，怎可放过？

只是，先生不回答小鲁迅的这一问题，甚至不高兴，显出怒色。这对好奇而好学的小鲁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盆冷水。我们的许多学者于是从这里读出了封建教育的腐朽和罪恶，读出了鲁迅对封建教育的深刻揭露和批判。

其实，我们再往下细读，会发现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鲁迅说：

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这是鲁迅又一次以经验自我视角来描写当年“小鲁迅”的心理。当年的“小鲁迅”再一次猜测大人的心思——用儿童的眼光来推测先生不回答而且生气的原因：学生本该只要读书，不该问这些奇怪的问题，所以先生不愿意说。虽然先生不回答而且生气，但这一盆冷水没有浇灭小小鲁迅心目中对先生崇敬之心——“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在好奇而好学的“小鲁迅”心中，“渊博”绝对是一个褒义词；即使在成年后的大鲁迅心中，这个词也不会变成贬义词。而博学的先生不回答，不是他架子大，也不是他对自己不好，而是大人们的普遍态度。这是小小的鲁迅，在内心深处替自己崇敬的先生开脱责任。孩子对先生的真诚敬意，于此可见一斑。46岁的鲁迅回想起来，该不会对当年的自己“怒其不争”吧？也不至于对先生心存愤恨吧！

当然，我们并不能由此而断然否认鲁迅先生在这里含有批评之意。以鲁迅的性格和对旧文化的决裂态度，决定了他在行文中不时会出现了冷嘲热讽式的嘲弄和戏耍。鲁迅常常会不失时机地戏弄他人，而且喜欢说反语。对他不是很了解的人是很难接受他的这种说话风格的。只有对他有深切了解的人，才会理解这就是鲁迅式的天真与可爱。肖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中就有许多这样的片段。例如：

于是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浑浊得很，所以把红色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的宽……”

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我一双短统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

对一个女人直言告知她的衣服不漂亮，已经很没有“绅士风度”了，可鲁迅竟然还要评黑说白、评胖说短。要是别的女人，脸上怎挂得住？只有萧红，这个懂他的人，才能明白这是他的兴致来了。

还有：

有一天下午鲁迅先生正在校对着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我一走进卧室去，从那圆转椅上鲁迅先生转过来了，向着我，还微微站起了一点。“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一边说着一边向我点头。刚刚我不是来过了吗？怎么会好久不见？就是上午我来的那次周先生忘记了，可是我也每天来呀……怎么都忘记了吗？周先生转身坐在躺椅上才自己笑起来，他是在开着玩笑。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是鲁迅当时所校对的书中的一处人物语言，鲁迅却顺手拿来开萧红的玩笑，这就是鲁迅式幽默。旁人难以领会，当然也就无缘领受了。

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开头一段和结尾处，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鲁迅式的玩笑和戏耍。当年买了周家部分宅院的东邻朱家，与朱文公朱熹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只是同姓而已，而且相隔八百年，但鲁迅却说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顺便揶揄了一下这家老邻居。大概因多年比邻而居，以及买卖宅院的过程中，周朱两家难免会有些龃龉吧。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期描画的整本的《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卖给了一个同窗。这本属小孩子之间正常的“社会性行为”，但鲁迅却顺手拿那个同窗开涮了一下，说“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是挖苦同窗没出息，只能子承父业开锡箔店，还是嘲讽他附庸风雅假斯文呢？但这些调侃与嘲讽，与文章的主题并没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不可牵强附会，硬要说开头写百草园卖给朱文公的子孙，是隐晦表达了对百草园“流落风尘失去天真自然之本性”的深切遗憾，硬要说结尾处写有钱的同窗虽然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却不懂得保护好自己当年情趣所钟、具有重大文物价值的影画本，是表达了对儿时美好记忆无迹可寻而带来的深深遗憾。这样的解读看似深刻，其实难免陷入过度诠释的、捕风捉影的泥潭。

如果说鲁迅先生写到寿镜吾先生不回答关于“怪哉”虫问题这个片段时，是带有批判之意的，但他批判的矛头并不是指向三味书屋和寿镜吾先生，而是顺手对旧文化中“子不语怪力乱神”之说表示否定与不认可，这跟“封建教育”扯不到一起。封建教育之罪恶主要在于对人性的异化和对社会阶层的等级化，对此，鲁迅有深刻的认识，有多部作品加以集中的揭露与抨击，如《孔乙己》等。

在《朝花夕拾》大部分文章中，鲁迅有着对旧日生活中枯燥、荒谬、愚妄的世相的不满，也有着对旧文化、旧制度的批判，则并不突出，主要的是回忆旧日的美与爱，“寻出一点闲静来”，聊以慰藉“目前”的“离奇”、“心里”的“芜杂”所带来的内心纷扰。《朝花夕拾》其实是鲁迅思想苦闷时的精神避难所，只他“为现在抗争”的疲累身心的憩园。

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在回忆了先生不回答“怪哉”虫问题这一片段之后，马上接着写道：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了。

对此，钱理群先生文中这样说：

这样的教育在“我”心灵上的反应：“我就只读书”，“就”与“只”两个词写尽“我”的厌烦、反感和无奈。

“无奈”可能有一些，但说厌烦和反感，却又是误读。因为在“我就只读书”“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之后，是“后来却好起来了”。一个“却”字，泄露了天机。“却”表示是意料之外，是不合“情理”的。这里的情理是“小鲁迅”所认为的情理。因为“我”以为自己问了不该问的事，先生会严厉地管束自己，没想到会对“我”“好起来”。但要求没有放松，“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

这样严格要求的教育，是不是违背儿童天性的呢？鲁迅对此是否持批判态度呢？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可以说是理解《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的主题的分水岭。

钱理群先生的看法是，这种教育是违背儿童天性的，因此也是违背教育的本质的。我们看钱理群先生文中的评论：

实际上，“百草园”和“三味书屋”构成鲁迅童年生命成长的两个空间，前者是一个大自然的空间，一个民间文化的空间，后者则是一个学校教育的空间。鲁迅并没有完全否定学校教育，但显然对大自然空间、民间文化空间情有独钟，因为那是一个充满生命活力，人与自然、成年人与孩子和谐相处，能够焕发想象力，培育艺术感受力，让思想自由飞翔，尽享健康、明朗、快乐的生活的成长空间，而学校教育却根本忽略了人的生命的自由成长、健全发展，变成一个“只要读书”的封闭空间，人和自然的天然联系却被隔断，儿童的好奇心被压抑，人的怀疑天性受打击，独立思考的权利和能力被剥夺，童年的欢乐遭蚕食，只被引导去一味追求“读书致仕”的道路：这都是“反教育”的。

钱先生认为鲁迅对三味书屋里的教育是持批判态度的，并将这种批判上升到对学校教育的批判。其主要理由有三：一是“三味书屋”是作为“百草园”的对立面来写的，鲁迅显然对“百草园”的生命成长空间情有独钟，因而对“三味书屋”这一空间基本否定（没有完全否定，如果完全否定，就无法解释鲁迅多年的学校教师经历）。二是学校教育根本忽略了人的生命的自由成长、健全发展，变成一个“只要读书”的封闭空间，压抑了儿童欢乐、好奇、怀疑、亲近自然等等天性，剥夺了这些天然权力。三是学校教育只被引导去一味追求“读书致仕”的道路。总之，学校教育是“反教育”的。

其实，钱先生的这三点理由都是经不起分析的。

第三个理由，认为三味书屋的教育目的是一味追求“读书致仕”，这是一种误读，前文已有详细分析，第三个理由不成立。

前两个理由，钱先生采取了曲解文意、选择性忽视的解读法。既有对鲁迅文中描写在三味书屋后园“折腊梅花”“寻蝉蜕”和“喂蚂蚁”的乐趣作断章取义的曲解，更有对描写先生读书时同窗“做戏”、“我”画画的乐趣基本无视。对前者，钱先生认为“那里也有大自然的生命。与其说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如说这更是小鲁迅和他的同学们的发现”。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这一理论不仅适用于“小鲁迅和他的的同学们”对三味书屋后园的乐趣的发现，也应该适用于更小的鲁迅对百草园的乐趣的发现。你看，不管是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还是伏在菜花上的黄蜂、直窜向云霄的叫天子，抑或是断砖下的蜈蚣和斑蝥、地下的何首乌根，等等，哪个不是小鲁迅那孩童的眼光的发现。但我们不能否认那首先是一个客观存在，百草园是客观存在，三味书屋后园也是客观存在，同样，先生“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的入神读书地场面也是客观的存在，这样才有了“小鲁迅和他的的同学们”在先生的眼皮底下发现“做戏”“画画”的乐趣。可以说，三味书屋的乐趣与百草园的乐趣并无本质的不同，都是以儿童的眼光发现自然之趣和人情之美。

但，三味书屋和百草园毕竟是性质、功能不同的两个处所，而且分属于是鲁迅生命成长的两个阶段。其乐趣的具体表现是不一样的，有着不同成长时段的不同特点和适契性，具有不可替换性。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已经十多岁的孩子，如果还整天在百草园里翻断砖，按斑蝥的脊梁看它放屁，拔何首乌藤，还有多少乐趣可言，还有多少生命成长的快乐可言。我们也不会要求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在从三言到五言到七言的对对子中体验到多少求知的乐趣和成长的乐趣。但在十多岁的孩子那里，我们是可以体会到他在这种要求逐渐提高的挑战中获得的乐趣的。46岁的鲁迅回忆起来，那种快乐就如昨夜的星辰，虽然光度比较暗淡，但光芒是确乎存在的。

你看他这句话：“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了。”他不是说“对课也不断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最后到七言了”，他用的是“渐渐”和“终于”。“渐渐”，有顺理成章之感；“终于”，有如愿以偿之意。要知道，当年三味书屋里的小鲁迅，常有妙对获得先生的赞许和同学的佩服。

据说又一次，寿镜吾先生出了个三字对：独角兽。学生们七嘴八舌地对起来：双头蛇、三脚蟾、六耳猴、八脚虫、九头鸟、百足虫，真是五花八门，但寿先生都不满意。鲁迅一直不作声，在认真地动脑筋。他想起了《尔雅》一书中的句子，于是，他回答老师：“比目鱼。”寿先生听了非常高兴，称赞说：“好，对得好！‘独’不是数词，但有‘单’的意思；‘比’也不是数词，却有‘双’的意思。”

又有一次，寿镜吾先生又出半联：陷兽入井中。鲁迅又根据《尚书》中“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句意，足对为：放牛归林野。再次受到寿先生的称赞。

这种学习中的快乐，独属于三味书屋中的鲁迅而不属于百草园中的鲁迅，正如听美女蛇故事的新鲜感和神秘感，只属于百草园中的鲁迅而不属于三味书屋中的鲁迅。

我们读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常常要强调文中有两个鲁迅——写作时的中年鲁迅和回忆中的儿时鲁迅，但却常常忽略，那儿时的鲁迅是一直在成长着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不仅是空间的变化，更是时间的推移，跨度竟有十多年。我们不能用静止的眼光来看两个生命空间中的小鲁迅，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到一个渐渐长大，但仍然拥有成长快乐的小鲁迅。如果用这样发展的眼光来阅读，我们就会发现，在寿先生“人都到哪里去了！”的叫声后，“审时度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而不一同回去，以躲过先生的责罚，也是三味书屋里的一种乐趣。

总而言之，三味书屋与百草园一样，也是当年小鲁迅的成长乐园，回忆当年在三味书屋里的生活，同样可以让中年的鲁迅“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三味书屋里的寿镜吾先生，同样让鲁迅感受到温暖和美好。三味书屋之于鲁迅的生命记忆，是一处好的所在；鲁迅在文中对寿镜吾先生，是有着怀念之情的。

这样的理解，合乎文本，合乎逻辑。像我这样愚鲁而读书不多的人，都可以获得的正确理解，为什么钱理群先生这样的学者专家却一再误读呢？

这个问题，才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思考、认真对待的核心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的语文教育、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受到太多的外加的影响。这些外加的影响以政治正确的有力优势，使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其话语逻辑和话语结论。鲁迅的作品，长期以来更是以其革命性、批判性、战斗性，被视为投枪与匕首。于是绝大部分的鲁迅作品，被纳入到这样一个边界明确的话语系统中，鲜有被遗漏在外的。长期作为中学语文教材的经典课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更是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因而，“批判封建教育制度”这一说法就成了理解三味书屋的正确答案的关键，长期占据学者专家的头脑，其他的理解和分析都变成围绕这一关键展开。

也就是说，不管你用什么文学理论、什么分析法、参考了什么新发现的材料，你的研究方向已经预先确定，你的目的地已经编注地很清楚。“条条大道通罗马”，路径可以不同，目标必须一致。学者专家们要做的事，就是多找几条路线，或者说，找到到达罗马的捷径。至于为什么必须去罗马，而不是去巴黎、去伦敦，甚至去纽约，那不是你文学批评家、语文教育家所应该思考的问题，自然有更高层级的讲话精神在指引着。我们的学者专家们，长期自主或不自主地不思考方向、目的问题，这方面的思考力也就渐渐地退化了。也难怪诸如钱先生们，几十年一贯地坚守“批判封建教育”说，几十年兢兢业业地研究怎样让新的一代学生理解接受这样一种思想。

但是，美猴王虽然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二花果山上的小猴子们却没有被关押。虽然，没了大王，众猴子生存艰难，生口日少，但毕竟是天网恢恢，疏而有漏。它们过着山高皇帝远的自由日子，难免有几只猴子在艰难度生中又会生出一些非分之想来。这些漏网之鱼，经过几度春秋，几番寒暑，又会夥然成群，甚至占据一方泽国，俨然一个新世界。

鲁迅当年在厦门大学房间里写下的小小鲁迅在“三味书屋”里的乐趣和情怀，就如这漏网之鱼，如今竟然在统编新教材中占有一席之地，三分天下有其一，甚至是占据正统的一方。行文至此，我不能不拍摄几张照片，立此存照。

（统编新教材七上语文教师教学用书第页“整体把握”部分）

（统编新教材七上语文教师教学用书第页“问题探究“部分）

当年到底有没有一条鱼儿漏网而出？我翻看了一下李长之写于年，经过鲁迅先生亲自审阅认可的《鲁迅批判》一书，发现那漏网之鱼就在其中。

今天，这条漏网之鱼回来了。这是经典文本阅读的去蔽存真。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已经初步实现了去弊存真，其他经典文本呢？

让我们期待更多的漏网之鱼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