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想将此篇访谈在印出下一期纸刊《访谈家》红皮书时再推出来，我却等不及了，有些话，我与邢昊站在了一起，不吐不快！究竟是哪些话，你只有自己读了才知道！

——张后

邢昊在山西挑起先锋就是口语的标语（张后摄影于年10月山西太原）

邢昊在作什么妖

——张后访谈诗人、回忆录作家邢昊

张后：一晃我们认识也有小二十年的光景了吧，很多人都说你最近在作妖，我也不清楚你作哪门子妖，我就是想问问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要蜕变的？当然我是指写作风格？受谁的影响因素比较多？

邢昊：你这“作妖”一说，还真的让我虚惊了一场。刚开始我真没弄明白，你是在说我故作妖魔鬼怪，兴风作浪？还是说我在“捉妖”？你误把“捉”写成了“作”？算我孤陋寡闻，经你这么一解释，我才知道这是典型的东北话，“作妖”，就是瞎折腾，不听话，不好好过日子的意思，对不对？我这才对你这个题目，稍微放心了一点儿。

你我认识的那个时候，我们正当年轻气盛。那大概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吧，中国刚刚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诗坛的喧嚣。但我觉得，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的那种喧嚣，并不能代表诗歌的真正繁荣。同样，上世纪九十年代诗坛的沉寂也并不能代表诗歌的衰落。一个真正的诗人，他和群体的关系不论多么密切，都大大疏远于他和诗歌本身的关系。如果说当时我的诗歌的确已面临困厄，那归根结底只能怪我自己辨析力和判断力的贫乏。面对那些腾云驾雾的朦胧诗以及纷繁的诗歌流派，我是那么手足无措，我是那么的茫然。

好多人都错误地认为，中国从古到今，乃至将来，一直都会是泱泱诗歌大国。我却不这么看。我感觉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上世纪九十年代那阵子的中国诗歌，是一个疯狂而虚妄的时代，是一个混子迭出的时代，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时代，是一个浑水摸鱼的时代，是一个表面繁荣，实则空洞的时代。我还有一个和其他人不同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海子的诗歌，是另一种假大空。一会儿天空，一会儿大地的，他的诗十分虚无和虚妄。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混子们的乌有之诗，已经凋零得差不多了，这时便显露出伊沙们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实力。直到伊沙编选的《现代诗经》到手，我才总算从迷茫中醒悟过来。我认真读了严力的《还给我》，伊沙的《饿死诗人》，徐江的《猪泪》，侯马的《那只公鸡》，唐欣的《大白天自行车座没了》，李岩的《每日的强盗》，马非的《最后的晚餐》，沈浩波的《她叫左慧》……我突然就觉得眼前一亮，不由激动得拍了一下脑门儿，随口喊了句：“这他妈才是真家伙！”于是，我狠狠心拿自己的娇柔造作之诗开刀了，我的诗慢慢开始从混沌状态，变得逐渐清澈明亮起来。

刚开始改变自己的诗歌时，的确非常艰难，我再怎么折腾，还是无法摆脱矫揉造作的影子。诗风虽然变了，但还变得很不彻底，缺乏“现实的诗意”，流于表面和浮浅，表现出感受力的拙钝，诗味的索然。

到了新世纪，二后面拖着三个轮子疾驰而来，我认为我的诗歌也应该来一场彻底的大换血了。恰好在这个时候，南人创办了《诗江湖》论坛，这使我有幸接触到“下半身”诗歌流派。后来，《诗江湖》发展成了中国先锋诗歌最有影响力的交流平台。我有幸读到了活跃于诗江湖的影响力诗人伊沙、沈浩波、徐江、尹丽川、巫昂、春树、朱剑、王有尾、李傻傻、西毒何殇等人耳目一新的诗歌。于是，我开始认认真真地反思，开始极力找寻我诗歌写作问题的症结所在。我给自己的诗歌定了一个所谓的标准：在诗里不许撒谎，拒绝空乏，要说人话，不说鬼话，要实实在在地写，写生活，写现实，不耍花招，还要有点幽默和意味。我尝试着这么一变后，效果果然非常明显。我的两首诗作《父亲登上天安门城楼》《瞻仰毛主席遗容》，有幸被牛逼的《诗江湖》网刊发表，这更加坚定了我走一条率直本真的诗歌之路的决心。

父亲

你这个为毛主席积攒了一辈子

心里话的人

如今来到他老人家面前

却只能硬憋着装成哑巴

生活中一切都要步调一致

我的有一肚子话想说的父亲啊

此时，您必须千万当心自己

甚至一声细小的咳嗽

——《瞻仰毛主席遗容》

我觉得这样的诗歌，完全是从生活中来，从现实中来，有真情实感，因小见大，颇具意味。

一谈到新世纪的汉语诗歌，人们惯用的一个字，就是“变”。其实真正的情形是，有的在变，有的却一成不变。说到变，我想变化最大最快也最让人吃惊的，就是“民间写作”了。热闹也好，喧嚣也罢，金子也好，沙子也罢。经过淘洗和沉淀，中国诗歌终于呈现出最前卫，最先锋，最真诚，最精良，最尖锐，最透明，最本真，最扎实的全新景象。《诗江湖》可以说是汉语诗歌“民间写作”的根据地和大本营。如果说在上世纪，“民间写作”还处在发育期的话。那么，新世纪的十余年来，“民间写作”已经由浮躁变得冷凝，由淋漓变得内敛，由宣泄变得节制，由粗糙变得玲珑，由铺排变得简约，由别扭变得自如，由狭窄变得开阔。牛逼的“民间写作”，真正迈进成熟期。所以，要说变化，这才恰恰是汉语诗歌新世纪十余年间的巨大变化。

那么，不变的呢？让我们先来看看体制内写作。诗坛一片混乱，还有某些所谓的诗歌奖，纯粹就是谁有关系，就给谁。某些所谓的权威刊物有变化吗？答案是，不仅毫无起色，而且愈来愈迂腐。体制内写作越来越显出其尴尬和窘迫。中国所谓的正统诗坛，不过成了伪诗人们进行游戏和表演的场所而已。而真正的诗人和诗歌却被排斥了，被掩盖了，被遮蔽了，被埋藏了。这类工资从单位领，住房靠单位分，职称靠单位评，职位靠单位提，看病靠单位报，出门需单位批的所谓诗人们，就好像被无形的绳子捆住了麻木的神经。在这样的身份特点之下，个人的创作空间是很小的。因此，体制内的诗歌写作，在新世纪的十余年也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变化。让我们再看看那帮虚伪的“知识分子写作”。新世纪走过十多年，他们变了吗？他们觉醒了吗？他们敢于撕去其虚伪的面纱，他们甘心放弃手里那根变来变去的魔术棒吗？否，他们依然扮演着在云里不断翻筋斗的“孙悟空”。

年端午节，由我和朋友个人筹资，举办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节——太行诗人节暨中国现代诗歌峰会。这次诗会，也被诗人们调侃为中国诗会的首次“座次革命”。我让那些所谓著名诗刊的主编、副主编、编辑们，坐到主席台下，我把我所认为的那几个中国最牛逼的先锋诗人伊沙、徐江、侯马、沈浩波请到主席台上就坐。我就是要让那些把持着官刊的所谓的诗歌“权威”们，认真倾听几个牛逼诗人发出的关乎诗歌的相当正确的超强音。

我邀请来的诗人们，大部分为“民间写作”的中坚。一些诗人的真知灼见，引起我很多深省。秦巴子说，总结是为了再出发。我觉得，“民间写作”正是因了一步一个脚印地迈进，一步一回头地不断反思，才达到现在这样一个牛逼状态。短暂的栖息，只为今后更美丽的飞行。偶尔停下来，细细品味曾经被我们忽略过的细节，诗歌里的种种况味也许才会蓦然顿悟。伊沙说，在这个多变的十年里，他看到很多诗人都失语了，有些诗人创作延缓了，有的诗人创作难以为继，有的写出的东西不真实，夸大、表象、皮毛、空乏。大浪淘沙，有的诗人被岁月无情地淘汰了，有的诗人迟缓地发展着，有的诗人在快速成长。更有少数大智者，却企图重新发现或重新改造曾经存在于共性实践下的“真实”，这个目标如此重要，以致没有妥协的可能。也正因如此，“民间写作”才经过不断的打磨、挖掘，在口语诗内部创造了丰富的多样性和可能性。这种多样性和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对口语诗是一个提纯的过程，它使口语诗变得更纯粹，更清澈，更透明，更本真。

明眼人会发现，上世纪的“民间写作”和新世纪的“民间写作”，大不同，新世纪之初的“民间写作”，和当下的“民间写作”大不同，它们有着那么多本质的区别。如对语言的推动和控制，对情绪的调动和把握，将简单转变为简约，由硬着陆变为软着陆，狭窄的空间开始变得宽广，更强调原发性和自然而然，如此等等。“民间写作”已经由外部调整转向了内部调控，将外功磨练为内功。

说到“本真”，我觉得这应该是每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都必须在诗歌中极力寻找的东西。问题在于，是否本真性适应于不同的所谓诗歌流派和各自的主张呢？是否本真性适应于知识分子和官僚分子？换言之，是否那些本真性是穿梭于多种诗歌实践之间？开凿着通向各自诗歌世界的路径呢？NO!我要说，本真或曰真实，只适应于“民间写作”。知识分子装神弄鬼，云里雾里，把冗杂的意象叠加来叠加去的，冒充假洋鬼子，谈不上本真；体制内写作冠冕堂皇，油腔滑调，装腔作势，也谈不上本真。若是这样，那么现代汉语诗歌的本真，将不过是用其生动简约透明别致鲜亮的语言，对自身实体性的修炼与打造而已。所以，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前提，我便像你说的那样，开始作妖了。当我的诗歌变得如此朴素真实，变得如此清爽淋漓，变得如此饱满丰富时，我感到我的折腾没有白费，我的折腾非常牛逼。

你说的很对。在诗歌之路上，我一直都在不停地折腾，不停地求变。从诗江湖、太行诗人节的典前时代，到新诗典时代；从我的第一首诗作《囚》入典，到第十七次入典，我走得坎坎坷坷，如履薄冰。目前，我正在努力写好“当下”，力求解决自己的诗写问题。我深知我诗歌的毛病很多，比如似乎还存在或多或少的刻意的成分，比如缺乏及时发现和捕捉生活中的细微诗意的能力，缺乏一定的现场感。比如企图性和意图性还比较明显。在这个诡异的时代，我还必须得彻底克服用臆想的诗意来过多地干预现实和事实这个老毛病，自觉地写，自发地写，写出真正的生活的诗，现实的诗，本色的诗，原生的诗，焦虑的诗，先锋的诗，口语的诗。

从鄂尔多斯先锋诗会回来后，我两个多月写了三百多首诗，这也打破了我的诗写纪录。我相信“熟能生巧”这句话，我也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尽快与“后口语”这列快车接轨，做个真正意义上的先锋诗人。我有一个不大也不小的打算，我计划争取能出一本新诗集，这本诗集里的所有诗作，都必须是新诗典入选和订货之作。粗略统计了一下，入典诗作17首，历次订货诗作39首，总计56首。到了百首的时候，我要给自己来个大惊喜。

虽然我在不停地折腾着，但再怎么折腾，我的民间立场不变，我诗歌的独立性和纯洁性不变，我坚持纯口语写作的基本原则不变。

▲左起东岳、邢昊、徐江、伊沙、邢非、沈浩波、侯马、黄河浪子年端午节于太行山上

张后：你最近接受电视台《面对面》栏目的访谈，都说些什么了？

邢昊：你也知道的，电视台的访谈，都很拘谨，比较模式化和格式化，当然不可能信口开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它有个限制你“超然物外”的问题，它有个“把控”和“度”的问题。

主持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诗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相当有趣儿的。

其实，诗人和普通人并没有多大区别。诗人也吃着五谷杂粮，过着实实在在的生活。首先，诗人不是一种职业。如果非要说诗人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的话，无非是他比一般人更敏感，更激情，更澎湃，更具想象力和联想力，更超然一些罢了。好多人对诗人存在一种误解，认为诗人是怪人，是超人，或者是很不正常的精神有问题的人，甚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连死都不怕的神人。其实不然，在诗人这个特殊群体里，有公务员，有警察，有法官，有老板，有教授，有编辑，有打工仔，有农民，也有像我这样的自由撰稿人。区分这个人究竟是真诗人，还是伪诗人，唯一的标准，就是看其创作的诗歌，是不是有血有肉的硬货。在诗歌里爱摆架子的不是真诗人，在诗歌里爱说空话的不是真诗人，在诗歌里爱唱高调的不是真诗人，在诗歌里装神弄鬼的不是真诗人，在诗歌里腾云驾雾的不是真诗人。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你能在他的字里行间，看到人民的血肉。

主持人提的另一个问题是，在浮躁的当下，热爱诗歌的人是比以前多了，还是少了？当代中国诗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这个问题其实提得比较笼统，也很概念化，但我还是如实作答了。

诗歌早已过了红红火火的年代，诗人也早已过了大红大紫的时期。想当年，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这些著名诗人，到北大和清华讲课，比当今周杰伦的礼遇都高，那可是争着看人，抢着签名，人山人海，掌声雷动。

那么，在当下这么一个比较浮躁的时代，我们的诗歌和诗人，又是一个什么现状呢？我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中国的诗歌网站，多如牛毛，数都数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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