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君按：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年至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阆中老一辈人称之为“生活紧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年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饥荒。
本文作者正是亲历者，以真实的笔触揭示了当时阆中城乡的“挨饿”情况，今天读来，犹如亲临，令人百感交集，感慨万千。
历史即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共和国在今后的岁月中走得更快更好，前程锦绣!
（一）
年7月底8月初，刚读初中不久的我们，按上级要求下乡到阆中县七里公社跃进一大队参加农业劳动。
正是骄阳似火、挥汗如雨的农历六月天，我们一群小孩子（我才12岁）饥肠辘辘地在土马路上行进，眼冒金花—-已经一年多没吃过饱饭了。一行五六十人的队伍是由我们阆中中学初一年级的城区学生组成的。带队的是学校的体育教研组长，另外还有两个男教师。到乡下去劳动锻炼，本来就是对学生愿不愿政治进步的考验，而对我这样时时都需要代父辈赎罪的右派子女，更是改造自己的重要路径。
过了嘉陵江不久，就看到在一个中年妇女长伸着身体几乎是赤裸地躺在面前的公路上，我们都惊吓极了，没有谁知道她是死了还是活着。不过从她双手被麻绳捆住来看，起码该知道这是个“坏人”。公路上的温度至少也在50度以上，难以想象她是怎么会被扔在这里的。我们看老师，老师只是叫我们快走。
跃进一大队在七里坝的张弓桥。民谚说，“秧栽七里坝，狗都不吃你焦锅巴”，意为这里是自然条件极好的富庶之地。我们被安排在第一生产队的“跃进楼”里。这是一座年新建的一楼一底的排房，上下各有十间。奇怪的是只有三四户人居住。住进去才一天，就有社员暗暗告诉我们，原先这里是住满了人的，去年今年饿死了十几个，剩下的人一半都搬走了，还把这叫“鬼楼”。
“鬼”是什么样子，我们都很模糊，但劳动锻炼的目标是明确的，谁也不可能当逃兵。何况“鬼楼”之说，我们也绝不可相信。“大跃进”的丰功伟绩喇叭里早就吼得震天响，只有那些右倾分子才会怀疑否定它，而没死的右派们已经对大好形势的英明领导心悦诚服了。第二天大家就下田去薅玉米。真是寸土寸金的七里坝，玉米杆长的足有我们两人高，玉米包则有手掌至倒肘那么长，颗粒十分饱满，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什么“自然灾害”的痕迹。听说还有几天就要扳玉米（收获）了，不知为什么还要去薅它。钻进密不透风的玉米林，让如刀镰般的老玉米叶在手臂和胸背上割下道道血痕，然后是汗水浸泡，疼痛感就不说了。我们坚持着一锄一锄地奋力挖地，为的是脱胎换骨。一个极瘦的男子从田边走过，用奇异的眼光打量了我们一眼，口里喃喃说着“学生子吃饱了”，摇摇摆摆地去了。
中午在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开饭。大家拿着洋瓷碗，和社员们一起排队到直径足有一米的瓮子锅前，接过炊事员舀给的一瓢稀饭—-说是饭，不如说是清汤更准确些，撒了几把玉米面的清水中有几片南瓜和老茄子，社员们说的远不如过去猪吃的好。端着碗正要吃，就有人大喊“开会了，开会了”，只见队长和几个民兵押着一个女人走来，这女人约三十多岁，穿的破破烂烂，胸口半敞着，双乳间插着一包玉米，腰间拴着一根草绳，两手被民兵反背。最叫人吃惊的是在队长再三威胁下她作检讨时那不慌不忙、笑嘻嘻的表情神态。她说，“大家不要跟我学哈，逮到了不安逸”。一个民兵把手伸到她两乳间去拿玉米，顺便狠捏了一把，“跟你学啥？‘偷’字都说不来吗？”
我们在一小队吃住了三天，带队的冯老师首先就受不了了。第三天晚上，他找生产队拿来钥匙，开了食堂的门，把我们下乡时带的面粉抬过去，叫会做饭的同学下了一锅面皮，还放了油，几十个人饱饱地吃了一顿。那顿饭可以说是我两年来吃得最饱的。第四天，冯老师又到大队去了一趟，回来就宣布，搬到四小队去劳动吃住。
我们离开了一小队，听说那个队长很气愤，原因是我们刚到时每天是把口粮交给生产队的，而且大半是大米和白面。这一走，他就什么也得不到了。但他又没有办法，因为冯老师的政治腰杆很硬。在四小队，老师们吸取了在一小队的教训，师生自己开伙。每天吃煮的很稠的稀饭，有时还下面皮，饿肚子的时候不多了。不过，与社员的差距就拉得太大了。
（二）
这年下半年，城乡居民好多都饿得走不动路了。城里也有了“非正常死亡”。国庆节配给城市居民二两肉，半斤面粉，我们学校的一位外语老师把一家人的肉和面做了饺子，饱餐了一顿。第二天学校即听到传出他家传出的不幸消息，陈老师被胀死了。这恐怕是一个反向的极端。几十年后，我才知道许多人饿死的时候，确实还有人胀死，新华出版社的《亲历》一书第9页，就记载有鱼米之乡、天府之国腹心成都市郊区年的惨事：医院承担了诊治大量浮肿病人的工作，“多可怕啊。不断地有人死，有时一天要抬十多个死人走。前进大队一个月就死了38个人。”在一年多前极红火、国家领导人视察过的有名的西光社6队，“有一天有人来参观我们伙食团，好几天都没吃饭了，那天突然敞开吃，罗幺爸就胀死了。”我当时没有撑食的条件，但这年冬天，还是又遇上了一次吃饱的机会。
离县城二十里路有一个叫二道沟的地方，虽然距县城不远，但山高沟深林密，仅有一条很难走的小路与外界相通。这里只住着很少的几户农民，干部们下乡也极少去过。那个年代农村人口比今天少得多，通信、交通都困难，在一个县境内出现这种据说还有野猪出没的地方是不稀奇的。正因为如此，我大哥的一位同学全家人就在这里过上了仙境般的生活。这里没有水稻，但满山遍野都零星地种有红苕、玉米，粗粮基本够吃。没有煤炭，但枯枝荒草出门俯拾皆是，足够烤火做饭。没有煤油（那个年代最基本的照明用油），捡的桐子几大堆，随便串几个点燃便满屋亮堂。一个星期六，我跟着大哥爬了一两个小时山路，气喘吁吁地到了这个学长家。山里人待人特别真诚，给我们煮了红苕稀饭，里面还加了玉米籽，香喷喷而且最顶饿。更了不起的是居然还吃了两大片老腊肉，那滋味已两年没有品过的了。听这位学长讲，他们这里一年见得到两回生产队长，见不到一回公社干部。到离他们最近的社员家都要走半个钟头。要不是这里山高干部远，是绝不可能吃到粗粮饱饭的。
晚上住在他家，肚子胀胀的反倒半天睡不着觉。想起前几天在院子里晒太阳，正饿得慌的时候，隔壁居委会杨主任的孙子捧着一个大大的烤红苕向院子中间走来。我努力咽下口水，争取不去看他。可他手上的红苕实在太香，他的吃相也特别诱人，我只能靠一个少年中学生的尊严来抵抗了。杨主任（我按辈分是叫她表婆的）对着她孙子说:“快给你四哥分点。”我却飞也似地跑了。当时怎么也难以想到今天居然能把杂粮饭吃得这么饱。又想起明天回学校，星期一中午是不是该听伙食团长宣布一周食谱了。
（三）
我们学校的伙食团长姓张，还是学校党支部的委员。每到周一中午或临时有重大事件要讲时，他总是神采奕奕地出现在食堂大院的中央，鼓起双腮“瞿”地吹一长声口哨，待满食堂鸦雀无声之后，庄重地一字一顿地宣布：“经学校党支部研究决定，明天中午，吃-粉-蒸-南-瓜。”这样经典的决定，往往唤起数百上千人的激动和向往—我不知道下周能不能见到油荤。
说到学校伙食团和学生伙食，真有道不尽的故事。阆中中学是南充地区最有历史渊源、最为权威而且是四川省内素负众望的重点中学之一，其伙食团建在解放前的城隍庙。记得年我还是小学生时，亲眼见到大跃进中的进步师生冲进城隍庙，无情地打碎了那些泥塑木胎，整个城隍庙烟尘滚滚，城隍小吏无不粉身碎骨。学校伙食团建起一年后，我们年级的一个男生参加协厨，即为伙食团帮做洗菜、搬盆等劳动，竟然在水井边绞提井水时跌下深井（与腹中空空无力提桶当然不无关系），当场丧命。悲剧发生后，浸蔓了血色的井水自然一时不可食用，晚饭也推迟了一两个小时。但协厨的工作仍是美差，被称为饿死鬼的那位不幸同学的命运并没能吓到后继者，毕竟在大厨房帮厨可以拾到一两口“边角余料”（比如掉在锅台的菜叶，更好的则是洗锅时能捡吃到泡胀的饭粒）。
我记得自己没有过贴近饭菜、为大师傅协厨的运气，当然是政治不可靠的缘故，但我幸运地被发现得了水肿病了。尽管那个年代得水肿的人很多，而且得这个病就意味着离死不远，但若能被医生确认，每天便能享受一两米糠（过去纯粹的猪食）。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能被确认的，有不少人到死都不能获得水肿病人的待遇，因为学校或国家顾不过来。我双腿肿亮的程度肯定不如很多很多农民，可能还不如很多同学，我应该感谢把我列入名单的校医老师。除了米糠外（大约吃了两个星期），我们还被放进伙食团一个巨大的瓮子锅里去蒸，类似今天的“桑拿”，高温水汽中大汗淋漓自不消说，人还特别憋气，其难受度不可形容（这是我现在打死不服从夫人做桑拿指令最基本的原因）。不知是米糠还是蒸浴的作用，反正我最终是从待死名单升级到一般人的名册了。
那时我们伙食团的成员说起来都是中学生，但待遇并不一致。我们城市学生吃的是“国家供应粮”，农村学生是自带口粮，他们必须把在生产队分得的粮食如稻谷、小麦、玉米之类原粮晒干风净交售到粮站，折算成贸易粮后凭条到伙食团开伙。当时中学生的国家供应标准是32斤，按政策“节约”后是27斤或25斤，最低时能落实到伙食团的是每人每月23斤（每人能吃到肚子的当然不可能有23斤）。农村同学来自不同的公社和生产队，从没听说过哪个生产队每人一年能分到斤贸易粮即斤以上原粮的。所以一个农民家庭出了一个中学生（有人说层次高过前清秀才），就表示这家人必须拿出至少一个半到两个人的口粮才能支持。有的同学读了一年半载就不再来上课了，大半都是家中实在连半饱也无从达到的缘故，哪怕是天天以野菜为主。
吃饭本就是人生第一大事，那个时期就更压倒一切了。为了在伙食团打好每一场“战斗”，差不多的同学都准备了全套“武器”——用竹或木制造的带链绳的筷子、刀子（分割一桌人一盆的米饭）、叉子(能挺“洋气”地叉食红苕、南瓜等)，这三件并排插在胸前上兜，几乎成了学生伙食团员的标志。不少人还备有炒盐瓶，可以抖点盐末到开水中冲服充饥。分饭时，无论什么君子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想看清自己那份是否基本够量。用竹刀把蒸饭盆中的米饭均匀地分割成八份本来就是一门技术活，饭盆的上下直径差很大，下刀是否垂直、八分线是否划得均等实在是考手艺的。当现实证明做到均匀实在太困难后，抓阄即捏8个小纸团并把8块饭编上相应的号来决定各人分食的饭，便成为每桌学生不二的选择。但分饭无论怎么都是极尖端、极考验心智的工作，比如从一个大木桶中为全班每个人分舀出稀饭、面块甚至面条，执瓢者与每个同学的关系便必然有所表现，他的胆量、心胸也会暴露出来，更严重的是许多矛盾便因此而生。足见片刻的权力运作，也会带来相当的风险。
（四）
我的三哥受不了这样的学生生活，他也早就进入水肿病人名单了，与我不同的是他竟毅然地作出了一个让我们大吃一惊的决定—停学。据说城边的蔬菜社缺少劳动力，于是干瘦高长的三哥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幸运地去当上了少年临时工。我看见过他摇摇晃晃地挑着粪桶在田间行走，为那沉重的担子是否会压垮他而耽过心。但事实证明我的耽心是多余的。较之生活在“蜜罐”中的中学生，童工一样的三哥由于有了从田中捡食的菜根和黄叶（过去牲畜也不屑的饮食）“滋润”，脸色不再有明亮的菜黄，居然比读书时有所改变，这分明表示他小小年纪就会对人生道路作出正确的选择。
让我永生难忘的美味就来自三哥之手。大约是在他到蔬菜社劳动两三个月后，有天我下晚自习回家，看到三哥在堂屋墙边半蹲半坐，面前是三块石头支着一个瓦罐，他不时地把身边的枯枝干草放进瓦罐下的小火堆。我不知道他在煮什么，但火光映照出的他的脸庞上确乎洋溢着幸福的表情。原来，他们社的一只老母猪死了，这应该说是集体经济遭受重大损失的不幸事件，竟然引起社员们比过年还兴奋的躁动。而最令人激动的是，社里的领导还给非正式社员的三哥分了小孩巴掌大的一块老母猪皮。我想该有差不多二两重吧。沸腾的开水中母猪皮在翻滚着，慢慢地有了异香。三哥告诉我他回家后已经把皮子烧过刮过，可能要几个钟头才能煮好。那个难忘的晚上，我们俩慢慢地说着话，以最大的耐心等待老母猪皮煮到能入口的时刻（五十年后我与三哥再提这事时，他的记忆竟然与我一样深刻）。具体的味道我已说不出来了，只记得最终那块母猪皮还是未能煮好，我们把几近坚硬的猪皮努力地用刀割开分而食之，舌尖齿缝充满了香味。
与饥馑的现实相应的传言到处弥漫，哪里哪里死了多少人，哪里哪里的人吃树皮、草根直至观音土（一种白色的粘泥）拉不出屎坐以待毙，甚至人吃人的“反动谣言”也在学生中出现了。依我四五次下乡的经历和与农村同学的密切的交心程度，我是相信这些东西的真实性的。今天与当年农村的同学“摆古”，他们都还记得那两年自己和邻近生产队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和死人的概况。但在当时，这是绝对不可公开议论的，甚至不可以向“最进步”的同学提及一星半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年四川省雅安地委书记挨批斗时，该地区荥经县（全县十五六万人）年近三分之一的人饿死之事的大字报在成都张贴（今称被“曝光”），我才知道我们阆中城里所传的惨剧可能算不上骇人听闻。近年读到河南信阳和安徽宿县饿死的人辄以十万计的纪实，四川党史二巻中三年全川人口净减.7万（超过总人口的十二分之一）的记载，许多地方如贵州下乡干部亲睹妇人食子的惨剧，又才明白当初的“反动言论”完全言之不谬。
（五）
我们城镇的学生和居民，尽管终日饥饿，但毕竟还有定量的粮食供应，基本上能让人活下去。今天回想起来，当时约占全国人口总数五分之一的城镇人口即使天天挨饿也真正是太幸福了，因为他们饿死的机率毕竟是小的，与绝大多数农民无法相比。中国的户籍制度、城乡差别相当程度上能决定人的待遇和命运，最广大的农民面对持续了三十多年的绝非仁厚的安排竟代代顺良，确乎是太了不起了。
尽管如此，可当时的我们却常感到生活在不平之中，虽然不敢说出来。寒暑假时我们的伙食被移到居民伙食团（这一点与农民一样，口粮不准下户，即不准自己煮饭）。大家排队打饭时，总觉得人民代表、居委会干部打的饭比别人多，面汤比别人的稠，但大家再饿再气恨都不会(首先是不敢)说出来。国家给居民的定量粮食我想一般人最多有八成能吃进肚子。后来我才懂得能做到几乎无度的“忍”是中国人的天性。当红光满面的干部召集居民开会（那个时代会特多）批判剥削阶级思想时，我老是想到炊事员阴黢黢地给主任送肉的镜头（那天我最不幸的事就是亲见炊事员包裹肉块后敲开厨房旁主任家门的过程，后来这个炊事员对我的态度一直不阴不阳）。今天的许多人在义愤填膺地揭批贪腐时（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又往往说六十年代的政风如何清明，我想要么是他太年轻，要么是太健忘，或者是他属于那个年代少数的权势人家出身，否则是不可能说出这种胡话的。
还是说居民伙食团吧。大约每隔十天半月（不知有没有规定），我们伙食团就会轮到“办好集体伙食团现场会”。会议的前几天炊事员们就会为食谱上的安排忙碌了，城关镇和居委会（我们属双栅子居委会）的代表、组长、主任们在大厨房进进出出。居民们一个月的油大半集中在开会那日下锅。如果那个月配有猪肉，肯定也要买回来给开会的人吃。有一次“现场会”我在院子里玩，伙食团里的气味不说香飘万里，但隔半条街大半是闻得到的，所以在大厨房院子里玩的我自然更备受折磨，不过还心存沾光改善的希望。结果是来自各个居民委员会和城关镇的领导们热热闹闹地相互敬酒，赞扬这饭菜做得如何地色香味美，恭维我们居委会的干部如何能干，似乎浑然不知餐桌七八米外或企望或吸闻的群众腹中如何难受。干部们饱食后还将桌上余物（那其实是特别多做的）一扫而尽，打包带回让家人分享。隔不了几天，同样的一幕便会在另外一个居委会的集体伙食团上演，备受折磨的自然是那个伙食团的群众了。
哪里都在说“吃”，过去好像有身份名望的人概没例外。我有天在教师伙食团外等母亲给我拿钥匙，忽然听到里面很响的击桌声和教高中语文的陈老师的高叫，“血旺，我吃到血旺了”。一眼望去，有“头号美男子”雅号的陈老师欣喜的神色如同今日之中彩，而四周的老师亦无不投过羡慕的目光。菜汤中的那块猪血一定是炊事员没有捞吃干净的，我相信那位炊娘不至于因为谁伟岸漂亮就会献上美意。何况，炊事员当时的地位几乎可与校长主任比肩。清高的知识分子们见到这些“煮饭的”时那副尊媚的神情，至今还常在脑中浮现。很小的我竟然反感现实中的常情常理，原因大约是还饿得不够，或者是没承担过家庭重担，不可能深谙内中的社会道理。我也不懂什么营养和身体发育需要，只知道整天肚子常沽沽叫得难受浑身乏力，因此必须跟大家一样去努力减轻饥饿感。而学生们课间议论的主题，与大人们一样“永恒”——什么什么可以吃，谁哪天哪天是吃饱了的。
若干年后，我才又知全国绝大多数人那时与我们都差不多。足资证明的，除了口耳相传的碎片信息外，在“一天比一天美好”的天堂时代，当年的11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过《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指示》强调，鉴于“秋去冬来”，“树叶已经开始或者即将枯黄下落”，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更大规模地动员群众，抓时机，抢时间，迅速地把那些可以制成代食品的树叶、草叶和野生植物尽可能采集起来，保存起来，制成各种代食品。”《指示》还具体介绍了若干代食品，如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杆麯粉，小球藻，珊藻，红虫（水蚤）等等。
（六）
为了填牙缝，为了果腹，能捡煮老苕藤和菜根算是幸运。事实证明，劳而无功地制作“代食品”小球藻（一种当时加尿水可助长的池生物）来充饥养身，纯乎是瞎胡闹。后来人们发现，去捕食过去几乎不曾想象、说来要发呕的老鼠和癞蛤蟆，竟是一种高级的享受。大概是由此发端，原先令人厌恶、最生龌龊感的粪蛆（今天据说极富蛋白质成分）和屁巴虫（好像又称打屁虫）等，都成了宝贵的美味。可惜这些“代食品”没能写入文件。我没有品食过粪蛆，但吃过不少屁巴虫，也许这是家乡许多与我一样的贱民至今还能健在的原因之一。我今天养的小狗早就讨厌一般的鸡鱼鸭肉而只对滋味上乘的食品感兴趣，大约是他对苦乐饥饱毫无对比的体验；我给今天的青少年讲那个最革命最幸福、“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社会大进步时代人们如何因濒死而为吃挣扎，发现他们已是听天方夜谭，而最遗憾的是不少中年人对此竟也是半信半疑。因此，享用粪蛆或打屁虫的过往之事，成了大可置疑的传说。
屁巴虫形似偷油婆，但个头小些，颜色褐麻，其气味奇臭。屁巴虫的捕捉和食用方法，估计当今大半中国人是难以知晓的。在家乡也极有可能已经失传。当时我们城外有个被称为西门河坝的半岛状大河滩，其大小卵石下有数量不等的打屁虫，我至今尚未请教过这是为什么，但先知先觉者试食并向社会偷偷传播可吃的信息（这发现无疑是极其伟大的，其传播速度广度在阆中超越今之新闻联播），使我等饥民如参加革命群众运动般浩荡地涌向西门河坝，让满河坝的人头（大多是少年）几可与屁巴虫数量相比。翻找捉拿的结果，手脚快的能收获半衣兜之多。当然满手满身浑臭是免不了的。带回家来，用沸水冲泡，虫子们一命呜呼时，全都会放出极难闻的臭屁。此时捞出晾干，在锅中翻炒。如果能偷得家中食盐（国家严格定量配供的），放一点进去，就能品味向往的佳肴了。没放盐巴的，味道还是不错。而屁巴虫因其香酥，博得了“九香虫”的美名。今人见此虫想必恶呕，惟恐避之不及，但当年的我们是生怕捕捉不到，以之为上等美食。可惜好景不长，一则虫子再多也远不足人之需求，二则盛夏一发大水，河坝淹没，我等就只剩叹息了。
噩梦般的，我诅咒。在今天，我不知道，有哪些人还在怀恋；也不知道，有哪些人还在歌颂过去的美好，想把人们引回那“光辉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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