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王小波下篇

?王小平／文

青虎山

这样过了几年，二姐和小波的户口还是得不到解决。他们的户口已经起了出来，拿在自己手上，只是找不到落户的地方。

在北京落户很不容易，只好寄希望于山东，因为我父母抗战时期在那儿工作多年，有一些旧人脉。借助父亲在山东的关系经过一番周折，二姐医院找到了落脚之处。

一晃又过了两三年，小波的户口仍无着落，父母也着了急，商量着实在不行，就暂时把户口转到胶东老家的山村青虎山去，日后再徐图进取。

那年姥姥在烟台去世，母亲到烟台奔丧，归途上去了一趟青虎山，抗战时的老书记还在，姓张，几十年过去了，还是那儿的书记。我母亲和他一起来到北京。

张书记已经五六十岁了，可是身材壮硕，胳膊上的力气不下于我这样二十多岁的壮小伙子。看着北京人的生活条件，他不禁生出很多感慨。

其实当时北京的富户不多，一般市民，包括干部家庭，过着相当简陋的生活，但在他眼里就像天堂一样。他说他真后悔当时没和我母亲一样离开家乡去参军。张书记参加工作早，曾介绍我母亲入党，并送她和一批青年离乡当了八路军。

到如今离乡出走的人都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他留在村里，和乡亲一样过得苦不堪言。他讲了一些往事，其中有一件给我们印象甚深，在我们看来，他在这件事上是积了大德了。

在五十年代末，村村放卫星虚报产量，秋后政府按照报上来的产量核收公粮，可怜老百姓哪里交得出，就是把越冬的口粮和来年的种子都交上去也不够。老百姓想少交一点，上面就派员下来搜查，弄得鸡飞狗跳。

说起山东老百姓的卑微可怜，我自己也深有体会，山东真是枉为老根据地，当官的简直不把老农民当人待。

有一年我乘船到烟台，在烟台码头上亲眼看见警察是如何对待下船的民众的，他们耀武扬威地大声斥骂，推推搡搡，老百姓畏畏缩缩，被驱不异犬与鸡，这种景象在北京再也看不到。

当年老书记把全村老少召集起来开秘密会议，商定各家把粮食分回家偷偷埋起来，谁也不准去告密。如果上边要治瞒产私分的罪，他去顶这个雷。大家红口白牙地发了誓，谁敢去报告，全村人就打死他。

那一年的冬天十分难过，许多农户没有足够的存粮，连做饭的锅都没了。老百姓按照上面的意思砸锅炼铁，到如今弄得山穷水尽，剩下的苦果只有自己承担。

寒冬腊月北风呼号大雪封门，可怜树也砍得差不多了，连取暖的柴禾都难找。到了来年雪化的时候，有些人家的门就再也没打开过，全家人连冻带饿死在炕上，尸骨都没人收殓。周围的村子村村饿死了人，只有青虎山不但人没饿死，有的牲口还留了下来。

讲完这席话，在我们眼中他的形象就高大起来，成了个英雄人物。据说他后来因为瞒产私分受到了处分，但一个人一辈子只要能干出这么一件事，就算没白活，受处分也值了。

虽然理想主义精神在疯癫的现实中饱受嘲弄，但我们毕竟经历过一个纯真的童年时代，这点正义感还是有的。我们都有一种感觉，如果不是撒癔症，而是真正拯救家乡父老于水火，我们也能做到斧钺鼎镬，甘之如饴。

小波随老书记回到青虎山，在老家落了户。老家给他的感觉就是一种无可救药的蚀骨的贫穷。住人的屋子窗口对着猪圈，臭气熏天不说，夏天蛆还往屋里爬。

老书记真拿他当贵客待，平时他们吃不上肉，那时费了大劲给他弄了块肉来。小波把肉放进嘴里，差点没翻肠倒肚吐出来，肉已经完全臭了，老书记一家人居然吃不出来。

村里的老乡们贫贱之家百事哀，顿顿拿白薯干当饭，打出嗝来熏死人。小孩子没衣服穿，光着屁股，肚子大得像皮球。吃着这样恶劣的饭食，每天还要精神抖擞地干活，早上出早工，要用独轮车把粪送上山。

山有一百多米高，他走了一趟，累得腿肚子转筋，胆汁差点没呕出来。推车上坡时要用脚掌使劲扒地，要不然就会滑下来。他一步一挣地往上爬，连吃奶的劲都使上了，几双新布鞋穿不了几天，鞋帮就开了绽。

在乡亲们眼里，他虽然在云南干过农活，仍是个细皮嫩肉的城里人，所以后来把他分到果园，干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最后调到乡下学校，当了教书先生。

山东农民的生活使他感到十分震撼，其艰难困苦的程度更甚于云南边民。据说几十年前青虎山没有这么些人，家家户户都养着牲口，就连我姥姥家穷成那样，也还有条驴，送粪之类的苦活可以交给驴干。

到后来人口增加了一两倍，驴也被杀完了，因为有的是两条腿的人可以当驴使，养驴纯粹是白费粮食。所以过去驴干的事如今是人在干，小车不倒只管推，只是人顶上了毛驴的位置。

他感到山东农民蔑视痛苦的精神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但这样一来，他们过的日子也就完全不像人的生活。如果活着就是为了受罪，那为什么要活着？他无法摆脱这种与痛苦相关的哲学思考。

后来他有机会到欧洲去，见到了荷兰的农田，不禁感慨丛生。他写道：“我到荷兰去旅游，看到运河边上有个风车，风车下面有一片牧场，就站下来看，然后被震惊了。

这片牧场在一片低洼地里，远低于运河的水面，隐隐的绿草上有些奶牛在吃草。乍看起来不过是一片乡村景象，细看起来就会发现些别的：那些草地的中央隆起，四周环以浅沟；整个地面像瓦楞铁一样略有起伏，下凹的地方和沟渠相接，浅沟通向深沟，深沟又通向渠道。

所有的渠道都通到风车那里。这样一来，哪怕天降大雨，牧场上也不会有积水。水都流到沟渠里，等着风车把它抽到运河里去。如果没有这样精巧的排水系统，这地方就不会有牧场，只会有沼泽地。

站在运河边上，极目所见，到处都是这样井然有序的牧场，这些地当然不是天生这样，它是人悉心营造的结果。假如这种田园出于现代工程技术人员之手，那倒也罢了；实际上，这些运河、风车、牧场，都是十七世纪时荷兰人的作品。我从十七岁就下乡插队，南方北方都插过，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土地。”

他不禁痛苦地反省，荷兰人把家乡改造成精美的牧场，而我们的乡亲又在自己的土地上干了些什么？日复一日，他们以一种艰苦卓绝的努力用独轮车往山上推粪。严格说来他们推的东西甚至还算不上粪。

为了凑指标，他们甚至不容猪在上面多拉几泡屎尿，就急急忙忙地把猪圈里刚垫上的土起出来推上山去，所以说往山上推土更为恰当。

这种做法，除了能把山堆得越来越高使以后的推粪变得更加艰难外，完全不知意义何在。他们倒是在提高推车技巧方面不遗余力，达到了杂技的水平，可以把车推过门槛，甚至推上台阶，但这些并不能改变痛苦的现实。

他写道：“从任何意义上说，送粪这种工作决不比从低洼地里提水更有价值。这种活计本该交给风能去干，犯不着动用宝贵的人体生物能。我总以为，假如我老家住了些十七世纪的荷兰人，肯定遍山都是缆车、索道，他们就是那样的人：工程师，经济学家，能工巧匠。至于我老家的乡亲，全是些勤劳朴实、缺少心计的人。前一种人的生活比较舒服，这是不容争辩的。”

比起荷兰老乡来，我们的乡亲好像缺了点什么，这大概是一种教养和心智上的缺陷。如果说他们没读过书，那么那些读书人又干了些什么？

千百年来的读书人青春作赋，皓首穷经，写出了大量诗云子曰的东西，记忆力和文字能力都不容小看，但从没听说他们在缆车、索道上动过脑筋。在这类东西上动过脑筋的人好像只有诸葛亮一家。诸葛亮发明过木牛流马，他媳妇还会造机器人。

但以后的读书人就成了废物点心，他们好像什么牛马都不会造，还把诸葛亮的设计弄得失传了。《三国演义》里对木牛流马的描述分明出自机械白痴的手笔，最适当的评价是牛头不对马嘴，大概也只有在这一点上可以与牛马相干。

为什么读书人就不能干点有益的事情为改善劳苦人的生活出一把力， 　　大嚼的眼珠抓住字母， 　　字母多么可怜。 　　也许远古的鱼龙 　　就是这样咀嚼 　　偶然落在它颚上的紫罗兰。

这就是我们当年读书的情况：找起书来大不容易，看起书来如疯似狂。到如今书店里的书满坑满谷，人们却失掉了读书的热情。除了躺在床上寻找睡魔，或者在旅途上消闲释闷，人们难得拿起书来。

即便有时候看几本书，也是为了提升职场上的竞争力，属于稻粱之谋。人们懒得看书，却对电视屏幕上五彩缤纷、没头没脑的玩意儿趋之若鹜。

又过了一段时间，文化进一步开禁，中国书店的旧书可以凭介绍信购买。父亲和兄弟们闻讯后立即前往。只见店里的旧书堆积如山，很多书上还打着旧主的印记。

小波看了不禁感慨丛生，把这段回忆写进小说里。

他说：“有好多过去的书全在扉页上题了字，盖了印章。其中很多人已经死了，还有好多人不知去向。站在高高的书架下面，我觉得我自己像盗墓贼一样。我记得有几千本书上盖着‘志摩藏书’的字样。曾几何时，有过很多徐志摩那样的人，在荒漠上用这些书筑起孤城，如今城已破，人已亡，真叫人有不胜唏嘘之情。”

父亲找到一套二十五史，这套书价格不菲，好像要一百二十块钱。小波是学英文的，发现了莎士比亚英文原著，如获至宝。我有点俄文底子，所以选了不少俄文书，计有《普希金全集》、《莱蒙托夫全集》和若干高尔基的著作。

我们找到了不少中文的文史典籍，总算补上了一点当年英雄末路、无奈卖书的缺憾。当时见了西方名家的译本就不肯放过，不管是诗、小说、剧本、文学评论都只管划拉进来。

不管是马克?吐温，欧?亨利，华盛顿?欧文，杰克?伦敦，惠特曼，霍桑，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左拉，大仲马乔治?桑，拉伯雷，乔叟，司各特，弥尔顿，肖伯纳，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果戈里，车尔尼雪夫斯基，划拉了一大堆把它们搬到家里，好像坐拥金山，给个县长都不换。

我们有了书，喜孜孜地看起来，不时交换一下读书的感觉。这些书对小波后来在文学上的发展影响深远。

他在《我的师承》一文中谈到翻译文学对他的影响，提到了王道乾先生和查良铮先生：

“道乾先生和良铮先生都曾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后来，因为他们杰出的文学素质和自尊，都不能写作，只能当翻译家。

就是这样，他们还是留下了黄钟大吕似的文字。文字是用来读，用来听，不是用来看的——要看不如去看小人书。

不懂得这一点，就只能写出充满噪声的文字垃圾。思想，语言，文字，是一体的，假如念起来乱糟糟，意思也不会好——这是最简单的真理。但假如没有前辈来告诉我，我怎么会知道啊。

有时我也写点不负责任的粗糙文字，以后重读时，惭愧得无地自容，真想自己脱了裤子请道乾先生打我两棍。孟子曾说，无耻之耻，无耻矣。现在我在文学上是个有廉耻的人，都是多亏了这些先生的教诲。

对我来说，他们的作品是比鞭子还有力的鞭策。提醒现在的年轻人，记住他们的名字，读他们译的书，是我的责任。”

那些学贯中西的翻译者“外不寄傲，内润琼瑶，如彼潜鸿，拂羽云霄”，使我们在几十年后拜读他们的译作，仍有一种高山仰止的仰慕之感。

他们留下了才华横溢的译笔，这些译笔是他们对西方语言文化的认识，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学养，和现代语体的娴熟把握三个界面的交集。

考虑到如今学外文的学生中文修养不够，学中文的学生外文程度不高，听说有些中文专业的学生竟然连原文都懒得读，需要从电视剧中了解中国古典小说的内容，像这样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人到哪里去找？

即使还有这样的人，他们可能已经是社会名流，在现代社会各种利益的冲击下，未必愿意从事翻译的辛苦工作。恐怕这样的美妙译笔不但是空前，而且要绝后了。

在《我的师承》里，小波还谈到诗人的译笔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回想我年青时，偷偷地读过傅雷、汝龙先生的散文译笔，这些文字都是好的。但是最好的，还是诗人们的译笔；是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没有这种韵律，就不会有文学。”

他的意思是说，正是这些从事翻译的诗人发现了现代汉语的精妙语感，创造出了美的楷模。这段话涉及对诗和散文的理解。

比起散文来，诗歌里的韵律和文气更为讲究，需要对文字进行更加精细的调配诗歌不像散文，不容人掰开揉碎地叙述，不容人多放一个赘字，只能像写意画法一样约略点过，所以要在简略而跳跃的笔触里注入更多的意思。

一般而言，诗歌是文学中修辞最为精美的部分。它把韵律和情绪糅合在一起，浮沉跌宕，搅乱清江碧水纹，好像音乐中的华美乐章。当然，那些连文气顺畅都达不到的装腔作势的梦呓不算。

能作散文的不一定能作诗，但能作诗的定然能作散文，而且就文体而言，常常比散文作家写得更好。

记得我们买到的书里有一本《德国诗选》，小波爱不释手。翻译诗最是不易，诗人不见得能翻译诗，但能翻译诗的必须是诗人。这本诗集翻译得很动人。他最钟爱的诗包括这样两句：

　　朝雾轻升，落叶飘零， 　　让我们把美酒满斟。

它们不但在节拍韵律上无懈可击，而且不带丝毫市井生活垢腻的烟火气。几道飘逸清新的感觉纵横流动，充满了使时光瞬间凝住的自然美感。小波把他的感慨写进了《我的师承》一文：

“《德国诗选》里有这样的译诗：朝雾轻升，落叶飘零，让我们把美酒满斟！带有一种永难忘记的韵律，这就是诗啊。对于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们——我爱他们。他们对汉语的把握和感觉，至今无人能比。一个人能对自己的母语做这样的贡献，也算不虚此生。”

当时我们搜罗到了一本肖伯纳的书，其中有三个剧本：《巴巴拉少校》，《匹克梅梁》和《英国佬的另一个岛》。

小波写东西总不离谐谑的味道。他的调侃风格大致受到两个西方作家影响，一个是马克?吐温，另一个就是肖伯纳。

我们对肖伯纳的第一感觉，就是他是一个智能极高的人。一般来说，捕捉生活中的可笑成分需要灵活敏锐，快速运转的心智，幽默文字的写作者通常有较高的智能，而肖伯纳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马克?吐温的幽默尚带有美国乡下人的俗气息，而肖伯纳的幽默则是一种被智慧抛光的绅士级别的幽默，和大众娱乐中的肤浅调侃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他给我们的最深刻的触动是他对普通社会道德和一般是非观念的蔑视。

在他看来，万古不变的道德信条其实和幼儿园老师灌输的幼儿伦理教育属于同等的东西。在《巴巴拉少校》里，一个父亲问儿子，在人类的各种知识中，他擅长哪个领域。

这个儿子，他的名字叫司泰芬，坦白地承认他对于各种知识领域都所知甚少，但又骄傲地宣称，他至少懂得一样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明辨是非。什么都不懂却能够明辨是非，这差点没把当爹的气死。

他尖酸刻薄地挖苦道，明辨是非，这是难倒古往今来一切哲人、一切学问家、一切思想家的难题，没想到却被无知无识、智力平庸之极的司泰芬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

他告诉儿子，他最适当的职业是当一个政治家。很明显，在他的心目中，政治家就是职业吹牛家一类东西。

这番话给我们脑袋上打了一闷棍。我们这一代的革命青年，怎么看都像那个司泰芬。我们学问没有，阅历没有，唯一有的就是一腔道德勇气和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明辨是非能力。

这种能力的现代名称就是“朴素的阶级觉悟”或者“朴素的阶级感情”。像司泰芬一样，当一个人无论学问和才智都付阙如的时候，剩下的就是对自身道德的信心。

这和“女子无才便是德”那句老话倒是异曲同工，只可惜我们又不是女人。最后我们终于弄明白了一件事，就是我们和那个司泰芬一样，都是不折不扣的傻×青年。

“傻×青年过马路，稀屎拉一裤”，这是北京民谣对傻×青年的嘲弄。我们一度自负聪明了得，没想到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掩卷沉思，我们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就是道义一类东西在利益面前软弱得不堪一击，历史是被利益的杠杆撬动的。

司泰芬的父亲是个军火商，在和平主义者眼里是个杀人犯的帮凶，或者说一个准杀人犯，占据了道德的绝对低地。

但就是这样的人，头上顶着道义谴责的屎盆子，暗地里赏了多少人一碗饭吃。不管是唱政治高调的司泰芬，还是在慈善机构里当义工的巴巴拉，如果刨根问底的话，都只有靠他开出的支票才能生存。

真正是孙猴子逃不出如来佛掌心在利益的树根成长时，它任意破开道德的泥土。当人们重新围着树根培紧泥土时，利益的大树已经发育成林。

从肖伯纳的书里，我们悟出来一个道理，就是政治高调多半靠不住，是用来蒙哄涉世未深的雏儿的东西，说得越好听的东西越不可信。这使我们理解世事的道行愈益高深。

但对小波来说，对肖伯纳的崇敬却带来了难以预测的不良后果。他在一九七八年高考之前，曾经到戏剧学院应考，考的是编剧系。他写了一篇花团锦簇似的好文字，笔试顺利通过。

只要通过口试，就可以进入名利双收的演艺界，好像鲤鱼跳龙门，眼前是一片前程似锦。按说笔试过关后，录取的可能性很大，可惜小波说错了一句话，耽误了他的锦绣前程。

在考场上考官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你最喜欢的剧作家是谁？由于心里充满对肖伯纳的尊敬，他立即答了一句“肖伯纳”。没想到接着竟是一片冷场，考官没再问别的问题，就请他下场了。于是乎他名落孙山。

据他后来揣想，肖伯纳在中国属于冷僻作家，考官多半没看过，所以问题问不下去，只好请他退场，可惜了他多年的寒窗苦读之功。

据他猜想，如果他答之以曹禺，或者莎士比亚，可能就会你问我答，皆大欢喜，满室生春，他演艺界的位子也就坐稳了。

所以说世事难测，造化弄人他只好去参加七八年高考，一家伙考到人民大学，上了理科班，从此干起了数理科学的行当。

小波在《我的精神家园》中写道：

“看过了《变形记》，我对古希腊着了迷。我哥哥还告诉我说，古希腊有一种哲人，穿着宽松的袍子走来走去。

有一天，有一位哲人去看朋友，见他不在，就要过一块涂蜡的木板，在上面随意挥洒，画了一条曲线，交给朋友的家人，自己回家去了。

那位朋友回家，看到那块木板，为曲线的优美所折服；连忙埋伏在哲人家左近，待他出门时闯进去，要过一块木板，精心画上一条曲线……

当然，这故事的下余部分就容易猜了。哲人回了家，看到朋友留下的木板，又取一块蜡板，把自己的全部心胸画在一条曲线里，送给朋友去看，使他真正折服。

现在我想，这个故事是我哥哥编的。但我当时还认真地想了一阵。终于傻呵呵地说道：这多好啊。时隔三十年回想起来，我并不羞愧。井底之蛙也拥有一片天空，十三岁的孩子也可以有一片精神家园。”

必须声明，这个故事是我讲给小波的，但它并不是我编的。他只须在罗丹的《艺术论》里好好找一找，就能发现它的来历。

我把这段故事讲给小波，是因为其中有一种特别的气氛令人神往。那就像一个童话般的世界，里面的人心无旁骛地沉溺于美的感受，好像是脱离尘嚣，可以吃风屙烟的海上仙人。

甚至他们那种童心未泯的相互争胜，都带有一种令人痴迷的纯真。小波傻呵呵地说“这多好啊”，正因为这种人在我们这儿几乎绝了迹，正因为我们不得不在一个与纯真的理想相去万里的庸俗世界中生存。

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一直在忙着两件事。一是想法保住嘴边的饭碗，这件事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有句话说：四海无田，农夫犹饿死。

当这件事基本解决后，譬如说升了大官，还要想法保住自己吃饭的家伙，想想历史上有多少达官贵人被砍了脑袋。没有舒适安全的生存环境，衣食无着，或者战战兢兢地在恐慌中生活，就不可能有那种心无旁骛的审美情趣。

除此之外，对美好事物的痴迷，特别是那种被一根曲线打动到疯魔程度的痴迷，也绝对需要天才。在现代人里，我只知道一个人达到了如此疯魔的程度，那就是齐白石。

齐老先生活到八九十岁，名满天下，仍旧是一片赤子之心。当美现身于前的时候，他可以完全抛掉自尊，五体投地伏地膜拜。

看见前人遗作，就声称愿为其门下走狗，有一回看见一幅牡丹画得好，竟双膝一软，情不自禁地在画前跪了下去。

在这方面，我们达不到齐璜老人的水准，但对那些古代希腊人仍抱有一片诚挚的仰慕之心。“摇落应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杜甫这首诗差堪道出这种心情。

当时父亲还挑了一堆工具书，其中有一本《几何学辞典》，一本《三角学辞典》，一本《代数学辞典，都是精装的，比城砖还厚，纸色已经发黄，看来有三四十年历史了，作者是个日本人，叫长泽龟之助。

打开一看，里面是成千上万、密密麻麻的习题，看来是父亲当年读书时印象较深的东西，现在买回来给我们作参考，省得我们把智力荒废了。他总是告诫我们，这个国家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未来的社会终归要靠有本事的人支撑。

所以要作好准备，不可把书本荒疏了。在家没事的时候，我和小波就把长泽龟之助从书架上请下来研究研究。研究的心得是，谁要是把这些题都做出来，就够得上个专家了。

这些题不光是多，有些还有相当的难度。它们属于初等数学的范围，但正像老一辈学问人说的，初等数学里是真有难题，作为对智力的挑战来看，丝毫不亚于高等数学。

听说长泽龟之助不光编了这几本书，还编出了类似的一系列数学辞典。真难为了这些日本人，他们在学术领域里铁杵磨针般的踏实和细膩着实令我们叹为观止。

我们挑出一些难题来做，开动脑筋，想得天昏地暗，一旦解出来时心花怒放，感到由衷的欢愉。这是一种纯粹理性的快感，不包含任何利益动机。因为当时还没有考大学那回事，虽然有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但那是要推荐的，肯定没我们的份儿。

想要在政治上晋身需要扮出一副天真的憨相去靠拢组织，还要学会讲一套言不由衷的阿谀之词，这和钻研数学题完全是南辕北辙。

一句话，绝不会有人因为做数学题奖励我们，我们做这种事情完全是出于探求智慧之奥秘，以及深入理解人类创造的理念世界的一片痴心。

那时候我们也想开了，上山下乡是命里注定，上不了大学老子也认了，但一想起无知无识，在愚昧的黑暗中虚度一生就吓得毛骨悚然。

没有求学的机会，老子就自己学，不管是文学，历史，哲学，美学，高等代数，微积分，材料力学，机械原理，控制论，微电子理论，拿起来一通乱看，学得没什么章法，有时也不见得真懂了，只是觉得充满活力的脑子好像长出了许多利齿，需要像老鼠一样找东西磨牙。

这种磨牙的东西必须有相当的复杂度，而且要首尾贯通，不能有逻辑上的破绽，这样磨起牙来才有兴味回头想来，我们是把数学一类学问看作一种智力游戏，希望通过它们磨砺思想能力，积累必要的思想素质，一点点进入充满智慧的理想境界。

进一步追溯这种想法，就进入了站在生死源头的一种正本清源的哲学思辩：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毕竟人在世上只能活一次。

为了不虚度此生，我们作为生具理性的生物，有必要对世界做一番完全的探索，同时尽可能地获取人类的智慧，从理性角度完善自身。虽说年轻人正在失去信仰，但对我们来说，这种对智慧和理性的崇仰已带有浓重的信仰成分。

小波虽然有一种涉足文学领域的倾向，但数学能力也相当不赖。他在五六年级时，有一回还出人意料地当上了全年级数学竞赛冠军。因为他平时的学习成绩未臻上乘，捷报传来时，我妈妈都不敢相信。

实际上他对数学并无特殊的偏好，使他得以夺魁的，是一种对天下事理进行推求的一般思辨能力，或者说，是在脑筋里滔滔流动、窈窕以寻壑、崎岖而经丘的一股理性的活水。

他的学业到了初中二年级即告中断，知识空白只能通过自学填补。好在他已是成人，智能已经全面成熟，就像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伊登，学起中学的数理化来好似拨弄小孩子玩意儿，有举一反三之能。

至于文史之类更是如同儿戏，打开中学语文课本，看见一些酸文假醋，装腔作势的文章，觉得实在是误人子弟，还不如他自己写的好。

从云南归来后，他的文学倾向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一种内在的涌动使他不吐不快。虽然明知写出来也无处发表，作品的流传还会把他送到局子里去，他还是在一个大笔记本上写下他最初的作品。《刘三姐》和《战福》都是那时候写成的。

大姐曾多次跟我说，小波最使她佩服的地方就是在那个毫无希望的时候写作。苦心孤诣地从事没有利益、看不见前途，甚至还带点危险性的事情，这是一般人做不来的。

对我来说，小波干的事倒不难理解。首先，他已经意识到他的心里装着一些有相当价值的东西，所以他要把这些东西倒出来。

就像那位和氏璧的发现者卞和，如果不是对他手中宝贝的价值有十足信心，何至于趟趟上宫里献宝，把腿砍掉了一条又一条。

只要他把东西写出来，它们就在那里了。至于世人何时才能发现这些东西的价值，或者是否最终会发现这些东西的价值，则非他所计。

记得当时我曾经向他预言，他写的东西只宜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倚之成名的机会渺茫，想要发表大概是百年后的事情了。

但这一预言丝毫没有斫丧他的创作精神。现在看来，我的估计是过于悲观了。另外，他写东西就像鸡要下蛋，牛要产奶一样，不包含任何利益的追求，也没有沾名钓誉的成分，他服从的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毕竟不是所有人做事时都在考虑报酬。

从历史上看，有很多人做事不求报酬，他们做出的事甚至不为世俗社会所理解。他们看见了，或者说是臆造出了一个超脱尘世的理想世界。

对于那个理想世界来说，他们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但从普通人的眼光来看，这些人是违背理性的，他们陷入了一种古怪的偏执，或者宗教式的迷思。这就是小波提到的“反熵现象”，他把他自己也列为反熵队伍中的一员。

“熵”这个概念，取之于热力学，所谓“反熵”，指的是局部信息量的增加，这是违背信息量减少，混沌增加的世界大势的。对于小波来说，他使用“反熵”这个词，取的是逆潮流而动的意思。

有些反熵者不够走运，他们的偏执被历史证明为未能结出果实的不孕之花，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完成了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就是在尘埃落定之前，为文明之轮的前行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落脚点。

他们还通过自身的尝试证明了有些偏执方式是没有前途的，以此为后来者鉴。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走运的人，他们的偏执被证明包含着远见卓识。

人们最终发现，正是他们的那些一时无人理解的执着，遥遥指引着文明发展的方向。文明的发展，正如物种的进化，是从无数的变异中选择而来。

不合理性的偏执却成为文明发展的关键环节，这听起来好像金庸的武侠小说：小和尚虚竹闭着眼睛乱放一子，竟误打误撞地解开了棋盘上的千古之谜。

然而这种情形并非完全是小说家的杜撰，眼前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我们知道，严格的演绎精神乃是现代文明的骨骼，抽掉了骨头，文明就成了一堆软肉，站也站不起来。

这种演绎精神，如果追本溯源的话，肇源于古希腊的欧氏几何学。在刚刚出现的时候，它看起来像是一种距现实千里之遥的虚拟世界中的道理，与宗教倒是有几分相似，但又没有劝化世人的功能。

无论多么聪明的人，也看不出其中潜藏的实用意义。这种精神在古代中国从未真正发育起来。这倒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太理智了，所以对这种与现实利益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不感兴趣。

对中国人来说，很多道理是那样清楚明白，对它们罗罗嗦嗦进行证明就像脱了裤子放屁，是一种十足的愚蠢和偏执，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尽可能地删繁就简，避免繁冗，特别是永远不做不会带来实利的事情，这种思路看起来十足精明，无懈可击，没有任何缺乏理智的地方。

演绎证明方法虽然能带来实利，但这种实利只有千年之后才能看得明白我们的祖先没有透视千秋的能力，这一点实在无足深责。所以演绎证明方法，作为文明的一条腿，就没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机体上发育起来。

至于这种少了一条腿的文化以后会遭遇什么困难我们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缺了这条腿，构造任何不含矛盾的复杂理论都难以成功，就像盖房子不抹墙灰，盖得高一点就要塌。而没有适当的理论作工具，对实利的获取将滞留在某个相对原始的水平。

貌似无理的偏执结出了硕果，而合乎理性的选择者却错失机会，有人也许会把它称作二律背反，列为辩证法的又一个例证。撇开这种表面上的戏剧效果，我们也许应该深入考虑一下其中的道理。

对我来说，这无非说明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实在太复杂，或者人类的头脑太简单，除了眼前的有限几步，我们无法依靠我们的软弱理性看出符合人类利益的文明走向。

这就是说，看似有理的方向或许事实上无理，而看似无理的方向或许事实上有理。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合理的应对方式就是：向四面八方派出斥堠，同时随时准备改弦易辙，择善而执。千万不可大队人马集在一处懵头懵脑一条道儿走到黑。

这就是说，独断和封闭的心态可能把大家带进死胡同，而开放、多元的心态将使我们把握更多的机会。而对那些按照自己的偏执方式行事的人尤宜保护和容忍，因为这些人正是人类社会派出的斥堠。

忠厚传家久，家史继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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