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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

年秋，一群十四、五岁的半大孩子，在家长的安排下，为一只铁饭碗，急吼吼地进了桐师。桐师，当时叫五七大学，我们录取通知的落款是“五七大学师范班”。恢复原校名桐城师范，是年的事。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说，一所大学，不一定要有大楼。我的大学里，就没有楼，连门楼也没有。从县城西门柴场，沿三里街走一华里许，右拐上个缓坡，就进入了校园。没注意到两侧平房的墙上有没有校匾，大约是没有。我见过的“五七大学”四字，最大的是写在食堂的搪瓷脸盆上。

入学当天，我们就吃上了商品粮。8人一桌。当然，“桌”，只是传说。一只木头饭桶蹲在地上，上面坐个脸盆，脸盆上是桶盖，白粉笔写着班级、桌号。桌长端着它找块空场子，分完饭再分脸盆里的菜，我们就端着回宿舍。餐厅是有的，记得里面办了个高考补习班。我们就在宿舍吃饭。商品粮煮的米饭就是好，吃起来不用当心砂粒和糠头子硌牙。吃得仔细的，一勺一勺挖；也有大口大口的，三下五除二就搞定。完事后，碗里倒些开水，晃晃，便成汤，喝汤洗碗两事一成。也有不喝的，或喝几口剩几口的，就泼在门前空地上。麻雀来了，蹦蹦跳跳扒拉一阵，又失望地飞走。我们从小养成的“光盘”习惯，在那时得到了强化。

平房不少，零零总总有几十栋。它们依山就势，散落于山坡，高低不等，长短不一。一条小溪从操场一侧下来，将校园分成东西两个片区。小溪应该是校园的风水所在。她盘桓一阵，造了个小池塘后穿过一座小桥，隐没于一小片农田。可惜我们入学的时候，天干气燥，不仅小溪失语，池塘也几近干涸。每个清晨或傍晚，我们就提个木桶，到小桥下方的井里打水。井不深，约略七八米，却担负着全校师生洗漱用水之重任。这口看得见摸得着的井，比课本上瑞金城外沙洲坝的那口，要真切生动。井水清冽、甘爽、沁凉。没有别人的情况下，我就伏在井圈上，和头顶上的蓝天白云一起照个影。天光透下去，我们的合影晃晃悠悠，让人不舍将他们搅碎。可以这么说，初来乍到的我，对学校的感受，这口井就是缩影。就像鲁迅《好的故事》所描述，许多美的人美的事交织成云锦，风景独好，精妙万千。可惜这井常常闹水荒，向我们袒露井底的卵石和沙子。更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舍近求远去“光顾”三里街的一口长满苔藓的幽暗的老井。

学校没有围墙，敞开心肺给你看。高考补习班停办后，餐厅一度成了我们宿舍。宿舍的后窗外是一缓坡，蜿蜒着一条登玉屏山钻毛公洞踩出来的小路。小路还是幽明分界线。这边，我们的宿舍，白天欢歌笑语，晚上灯火通明；即使夜阑风静万籁俱寂，我们宿舍也照样洋溢着生机活力：放屁磨牙、打呼噜说梦话，此起彼伏。而那边，清寂、寒凉。有几个坟丘，被小路剪断，断面黑洞洞地对着我们宿舍敞着，里面白骨隐约可见。我睡下铺，靠窗。晚上也就是不敢看窗外，但汗毛直竖的事从来没有。伴着外面的虫吟和夜鸟鸣叫，每晚都能安然入睡。宿舍阴暗潮湿，墙皮部分脱落，露出里面的砖块，很有点年代感。十几张床摆成3个单元，住了近30名同学。在这里住了两学期，令我沮丧的事倒有一件。起床铃响了，就在作作索索一片穿衣声中，我却找不到搭在床头的裤子。刚穿了几天的确良外裤，是打零工的姐姐给我营造的“面子工程”，值10元人民币哩。它应该是从窗户里被人顺走了！我不得不再度“卖惨”，让那条旧咔叽裤子继续服役。好在我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同学，没有人会注意到我屁股后面有两个破洞。大宿舍里有室长副室长，其余为室员。我将自己定格为“副室员”，有同学就喊我“老副”，后来演变为“老夫”。黄德贵逢我必吟叶帅的诗：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现在想来，感觉挺温馨。

那时，有车的单位凤毛麟角，堂堂县运输公司也就几台。而我们大学里，居然有一辆蓝色中型卡车。驾驶室出没着一高一矮两个司机，他们看起来很和善。有一次，车辆发动，我和一个同学做出要往车上攀爬的举动。我们就是试探，想过坐车瘾又怕遭到呵斥。就像看出来我们心中的小九九，他们中的一个微笑着说，上来吧，空车，你俩给压一压。车里载着两个黑色橡胶皮囊，瘪的，很大；目标是农科所。“讨水的来了。”农科所的门卫将车让进去，递过一根从机井里延伸出来的水管，我们很自然地帮忙将水管插入皮囊。原来，持续干旱已致学校食堂的两口当家水井告急，校长不得不满世界找水，而这台汽车就频繁地去执行装水运水的任务。解缙说春雨贵如油。而在那个秋冬，我的体会是滴水贵如油！常见食堂的师傅们，拉着板车到附近村庄的池塘洗菜。一池死水，大半年没有吐故纳新，洗衣的、饮牛的，络绎不绝，让人生疑却又割舍不得。我们刷鞋洗袜子，常常端个脸盆，辗转几个塘口。我有个毛病可能是那时候落下的，听见自来水哗哗空流心里就抓狂，哪怕是女厕所，也必欲止之而后快。

学校还有一门程控电话，号码是，就放在图书室的窗台上，任你去拨打。可在那时，你能打到哪儿去？全县也就几十门电话，不是县直机关，就是上规模的企事业单位。电话通常都是沉默着的。图书管理员小叶，兼管打铃、收发和传达。我之所以记得这电话，是因为听筒里曾响起过我父亲的声音。父亲急急呼我，我也急急如律令，去取一张父亲为我省下的、县人代会的餐券，并到人民旅社去饕餮一顿。父亲舐犊之情，天地可昭日月可鉴。

世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四十年来，我曾数次到母校，每次，我除了惊艳还是惊艳。岁月真的是魔术师，让学校变美了，也变得更强壮了！

老师

梅贻琦先生还说，大学里未必要有大师。可在我眼里，桐城五七大学的老师们个个都是大师。他们才华横溢，在课堂上淋漓地挥洒着才智。

体育老师是帅哥、型男，隔着球衣，我们都能看见他饱满的胸肌。操场上他脑袋微微左倾，睥睨一切。我运动天赋差，四肢不协调，移动起来比企鹅还笨拙，体育课对我来说就是煎熬。有节课内容是跳箱，一个类似鞍马又比鞍马简单得多的技巧项目。老师边讲边示范，助跑，漂亮的一字马，燕子般轻轻掠过。同学们列队练习，老师一旁保护。我磨蹭到最后，不仅带翻了跳箱，还踉跄着要去啃地。同学们笑喷。老师扶了我一把，乜了我一眼，摇了摇头，竟也笑了。恨屋及乌么？不。我对体育老师多有好感，他姓陈，叫陈健生，“一笔难写两个姓”。陈老师教了我们大约一年，便另谋高就从我们的课堂上消失。彭朝晖老师接替了他。

音乐老师江建华，是个美女。她削肩长颈，瘦不露骨，笑起来有两道浅浅的法令纹。倘林语堂见了，定惊为芸娘再生。她好红脸。第一堂音乐课，彼此间不熟络，环境不适应，得观望一下。这一观望，坏了，全班在本该发出最强音的时候却集体失声。江老师整张脸变成了一块红绸布。被“晾”，不恼，却解嘲的笑了。江老师笑起来更好看。这样的女子，让人心疼尚且来不及，所以三年里，她每堂课阵脚都是稳稳的。

教我们教育心理学的姚育俊老师，是个“笑星”。他来自邻县，却喜欢拿邻县人“开涮”——笑他们分不清平舌和翘舌音。他惟妙惟肖、声情并茂的模仿，常常逗得同学们捧腹大笑。

数学、物理老师都姓赵。一样的身材，一样的近视。数学老师坚持不戴眼镜，看教科书时眯缝着眼并贴得很近。需要喊人回答问题或上黑板演算，他就贴着点名册一阵端详，最后喊出名字。这个过程其实很短，也就十几秒的样子，但在于我，却过于漫长。我数学跛腿，本能的畏闪，让我屏住呼吸将身体收缩得很紧。但我们班上不乏理科出色的同学，更有数学尖子，比如尹昌恒，初中时就有“数学家”之谓；比如陈贤月、华朝阳。华朝阳，我们班的华罗庚。关键时刻他们也都缩着颈子不挺身而出救人于水火。当然，数学课堂上的安静的氛围不止是这个时候才有。要我如何来描述那种安静呢？数学老师穿一双锃亮的皮鞋，他在课桌之间踱步时，鞋底就会将一些沙子碾作尘土，沙子变土时发出细微的呻吟，丝丝入耳。这声音让数学老师不怒自威。几年后，我攒了两个月工资，托我到外地出差的姐夫给我也买了双，并且钉上铁掌，却没有穿出数学老师那四平八稳的效果。原来，我乡下的教室是土地坪，坑坑洼洼，穿皮鞋走秀须十分小心，否则，扭伤脚脖子没商量。东施效颦了！

物理老师文质彬彬，说话特别和气，两只眼镜片就是俩玻璃瓶底。据说他上海交大毕业，大家对他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叫做高山仰止吧！英雄不问出处。物理老师是我们唯一知道“出处”的老师。如果没记错的话，物理老师叫赵永根，数学老师叫赵正斌。在赵正斌老师之后，钱奕舟老师也带过我们数学。钱老师没有找学生上讲台板演或回答问题的习惯，课堂气氛比较的轻松。

有天跟老同学甘胜中闲聊，他说，教美术的我只记得董老师。其实，在董老师之前，还有一老一少两位。他俩的工笔和素描，与董老师的手工制作相得益彰。老的应该姓许。秋天的时候，他在黑板上画菊花，金菊、银菊、丝菊；冬天里，就教我们画“岁寒三友”松、竹、梅。少的身材较高，擅长画人物，还带我们走出教室搞“写生”。几十年后，看到从星光大道上朝我们走来的阿宝，还想起了他。他姓齐还是姓徐，不敢肯定。在桐普里，这两个读音大相径庭的姓，却常常被混为一谈。但化学老师确凿姓徐。

化学徐文武老师对我们的初中基础不是很放心，一上来就考试。反馈成绩时，他照着试卷挨个叫全班同学的名字，男低音，金属声，厚重沉浑。该我了，徐老师边递试卷边认真地看了我一眼。徐老师轮廓硬朗的面部似没有更多的表情，但有这一眼就足够了——育人情怀、职业操守等都含在里面。徐老师是资深班主任，德高望重。他带的85届（1）班，还跟我有所关联。

政治老师江道甫，年富力强、教学严谨。课堂上他敬其业、乐其道，不止是“撸袖子”，常常是脱褂子。看不出他对粉笔灰是喜爱还是厌恶。他将脱下来的褂子（冬天是袄子）放在讲台上的粉笔灰里，一点也不忌惮，下课后又边走边拍。

见面通名报姓的是历史老师。她说“我姓王，名——”拖了个长音后，终是没有说，却在黑板上留下“锡丽”二字。同她的名字一样，她长相端丽，身材适中，乌发自来卷，有点像周璇。说的是普通话，拖着尾音却不失优雅，估计就是吴侬软语。她从魔都来我们小城，有个很文艺范的男友。男友高大、强壮，铁塔一般，她可以放心地靠过去，诠释一个叫小鸟依人的成语。每隔段时间，我们就能看到他们携手并肩在校园里散步的身影。小桥上，池塘边，柳树下……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是风景，也是小品画。班级扩容时，王老师还是我们班的“副班主任”。

语文老师黄志杰，人喜相，无论笑与不笑，我感觉他脸上都写着笑意，淡淡的、浅浅的。不笑的只有一次。学校附近一池塘发生溺水事件，他下到水里救人，心里有几多煎熬，脸上就堆着几多焦虑。喜欢他的课。一堂课，一本教材，他从不“漫灌”，而是有所删节，像国画留白。课堂上，看似不经意的“闲篇”，却常常让人获益匪浅。有回他说，吃饭淌汗是个病；还有一回，他说，口吃的人适合唱歌。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感觉他还是把脉问诊的良医，说的都很对我的症——吃饭淌汗说话不利索的毛病我都有。每周两节作文课，很让人期待。本子发下来，哗哗翻页，希望能看到“拟作刊用”四个字。与我们初中一样，学校逢时过节也出宣传专刊，白报纸一裁四开，墨笔誊写，广告色题款插画，贴在校办工厂的外墙上，红纸镶边，很能吸引一阵子眼球。我们都是容易满足的人，上一回校刊，能得瑟几天。

我们的作文登在校刊上，而黄老师的论文常常发表在大刊物上。他课堂上教我们赏析《小石潭记》，课后就整了篇《〈小石潭记〉赏析》。有一次，他拿着载有他文章的刊物，与班上的同学分享喜悦。课代表等同学也特别高兴，因为老师的文稿里也有他们的付出。那时写文章，一稿二稿三稿直到最后定稿，都是写一遍改一遍抄一遍，再改再抄，如此反复，工作量大。黄老师忙不过来的时候，就有劳几个字好的同学。“这个，我也行的。季金惠、许济胜等同学还夸过我的小字哩！”我很想得老师真传，几欲大着胆子向老师索求“待遇”，终是没有。论工整娟秀，让编辑看着舒服，我的显然不及他们几位。外出教研、参加学术会，黄老师请胡志强主任、操鹏老师为他代过课。黄老师走上领导岗位后，工作更忙了，有林姓美女老师跟他实习，协助他批阅我们的作文。因名字与林黛玉相近，我们就亲切地称她为“林妹妹”。

毕业后，见过黄老师几次。一次是与方根东一道去学校办事，顺便去看他。那时他还在校长任上，感觉他住的地方还是如以前一样狭小逼窄。再就是年同学聚会，他领我们参观校园，在茶话会上侃侃而谈。最后一次是邂逅。傍晚，华灯初上，新辟的东作门广场，游人如织。摩肩接踵中，我们四目相对四手紧握。他说他看见过我写的东西，并鼓励我写下去。岁月流逝，容颜易老，感觉这个当年讲台上神采飞扬的老师、让桐师的发展驶上快车道的校长，现在走起路来也带点蹒跚了。我陪着他走了一圈，告别，转身。没想到，这一转身便成永远。听到他与世长辞的消息，震惊之余，就赶去送行。告别厅里，哀乐低徊，黄老师安躺鲜花翠柏丛中，接受人们的瞻仰。孙辉、孙兴国、项毅、项卫平、陈晓红、方根东、齐毅等，我们班的许多同学都到了。远在池州的王延寿因公务缠身，就派夫人做特使。

该请出两位班主任了。

我们的首任班主任是王寿信老师，带生物课。刚入学时，他还是“生活老师”，成天为我们的食宿操心，关怀无微不至。他的班级管理，宽严有度。每天早晚两次点名，雷打不动；我们周末回家、平时上县城，严格请假销假。县医院有公费药品，凭班主任盖章的“合同单”就能拿到手。开感冒药、给家人弄盒“活血止痛膏”或给自己搞些润喉片当糖丸，每次去找他，都能如愿以偿。王老师双目炯炯，洞穿我们心中的小九九应该不在话下。有段时间，他穿一种老式便装，对襟、盘扣，有点“老土”。但在我，感觉十分亲切。不知是机缘还是巧合，我也穿这种便装。蓝士林面料已经褪色，有点大、不合身。在物质生活贫乏的年代，穿衣“捡脚子”很正常。“儿子穿着老子衣，老子在后面笑嘻嘻”。世易时迁，现在，“捡脚子”的现象怕还有，不过角色颠倒了。

那时，劳动课很频繁。有回，王老师带我们平场子，不知是谁一锄刨出个完整的人头骨来，大家一哄而散。老师镇定自如，趋近细察，并招呼我们靠前。他将人头骨翻了几翻，就给我们上起了生物课。他以过人的应变能力和丰富的知识储备，消解了我们的不适。最后，他说，这人很年轻。“你们看，牙齿一颗没掉落。”王老师博学朴实低调仁爱，有亲和力。“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所有为人处世的好品质，我们在他身上都能学到。

万桂花是第二任班主任，她干练、沉稳，能力强。作为学校的团委书记，“高职低聘”到我们班，是校方对她的信任。我们升三年级前，78（1）班部分读过高中的同学提前毕业出了校门，剩下来的并入了我们78（2）班，其中就包括毕业后在宦海中泅渡的李矫东、徐进峰、张文胜、叶国庆、张将军等。80多人的班级，万书记调教起来游刃有余，如烹小鲜。她是我们石南老乡，老乡见老乡，感觉就更亲近一层。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可我们万书记却能成功地抗拒它的杀伐。在最近一次的小型宴会上，我坐在她的斜对面。她看上去跟20年前同学聚会甚至40年前我们毕业时并无多大区别，如果真要我找出些不同，那就是经过时间的打磨，她的高贵气质之外，添了份慈爱和安详。

校长

校长张云高，据传行伍出身。中等偏瘦身材，精干；圆脸，微黑；说带外地口音普通话。他有过在早操时段深入我们宿舍抓懒汉经历，他希望我们悉数出操，以致整出一个军事化管理的学校来。他还希望我们“学会”排队，多次在晨会上对男女学生杂乱无章堆在食堂的窗口前抢饭抢菜表示深恶痛绝：成何体统嘛！勒令我们集体整改。

不过，严格要求的背后更多的还是关爱、宽容。

教室背后的山坡有片桃林，花开的时候，给学校衬上如锦云彩。我们就于晚饭后到林中散步消食，打发晚自习前慵懒的时光。一次我们遭遇几个穿喇叭裤的摩登青年。真是好奇心害死猫！我们就多看了他们几眼。结果呢，愤青们不满意被陌生人一次次打量，于是我们就遭到呵斥并上了肢体，不过很有限。校长听说此事，于晚自习时间走进我们教室，表示对此事的严重关切。他问长问短，直到确定我们都毫发未损，才放心地离去。

以一个普通学生的眼光来看，张校长似乎没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三年里，除了为学校“正名”为桐城师范，就是终结了桐师没有楼房的历史。年夏，桐师第一栋教学楼落成。我们有幸成为这栋楼的首批“业主”，在这时度过一年的学习时光。

再就是食堂改制了。刚入学时，学校食堂采用“伙食团制”，这种体制有它存在的合理性，8人一“桌”，再多的学生均可同时就餐，不用排队，方便快捷，省时省力。但缺点也明显，停伙续伙不自由，常常是“吃了三升稻，不吃稻三升。”学生有微词，不满的情绪潜滋暗长。堰塞湖是可怕的，还是及时疏导为要。张校长深谙管理之道，立马因势利导，宣布食堂“改制”！让饭桶淡出了食堂，让食堂换了风景。

同是行伍出身的艾森豪威尔，在卸任总统后，就到一所大学任校长。他发现一块草坪被人踩出一条小路，决定顺着这条小路修便道。据信这是艾森豪威尔校长任内唯一的建树，却也赢得了尊重。张校长的食堂改制与艾森豪威尔的草坪修路异曲同工。说实话，遇到这样的校长，无论对学校、对老师，还是对学生，都是幸事。

年7月，我们毕业离校了。可我们的毕业证却姗姗来迟，迟到一年以后。证书上“校长”前加印了“第一付”三个蓝字。明明是校长，怎的成“付”的了？我们诧异、不平，更多的是点赞，为张校长的大度和包容。大凡能屈能伸之人，必定有足够强大内心世界。张校长便是无疑。有人说，人生就是一个坚持和妥协的过程。而“第一付”三个字分明是坚持和妥协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三个字还是张校长给我们的一笔财富。它为刚走上社会的我们撩开生活中隐秘低垂的帷幕，让我们看到帷幕背后的迷津。从此，我们心中的诗意栖居，添了份对现实的考量。哲人说，当我们无力改变环境，就学着去适应环境。就如同一尾游进大海的淡水鱼，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去适应海水的温度和咸度。年，我经历了人生的一次重大挫折。参加职称评审，从被普遍看好，到被残忍刷下。羞愤之余，我想起了我的中师毕业证，想到了张校长，就决定重整旗鼓，接受“潜规则”来年再战。

感谢张校长对桐师作出的恒久的贡献，感谢张校长对学生有意无意的点拨！

学长

77届学姐中有长得美的。她们也知道自己长得美，时不时就经营一下，不过施点脂粉、抹点口红、说话带点嗲味，如此而已。但在那时那地，比较的辣眼睛。不过极个别。估计来自环境优渥的家庭。更多的是和我一样来自农村，她们身上散发着稻田和池塘的味道。学校的女子排球队，就由这类学姐组成。偶尔看见她们在操场上练球，看见也就看见了，没怎么太在意。

一天下午，县女排在一个男教练的带领下来学校小试牛刀，碾压的对象当然是我们这帮学姐。县女排赛前热身的场景，让我见识什么是专业球队。差不多的身高，差不多的体态，上从发型，下到球鞋，整齐划一。球衣上印着规整的号码。一个有色差的，以为是疏忽，后来才知道，那叫自由人。相比之下，我们这帮学姐，简直就是乌合之众。光发型就被人家甩了几条田埂，拖马尾巴、剪二道毛子、扎麻花辫，穷形尽相不一而足。可不要输得太惨！我捏了一把汗，应了一句古话，叫做船上人不急岸上人急断腰。牛刀开始杀鸡了！可出乎预料，这场毫无悬念的比赛结果爆冷，县女排被学姐们“反杀”了！在我们一浪高过一浪的呐喊助威声中，学姐们直落三局赢下比赛。县女排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热身时什么一传二传助攻主攻拦防接应等技战法全部成了赛前表演。比赛亮点纷呈，一个端庄本色的学姐特别抢眼。她身量不高、拖粗黑短辫，场上凌厉生猛无惧无畏，就是校园版铿锵玫瑰。国家女排夺得首冠时，我正在家门前给登场的晚稻脱粒，在巨大刺耳的脚踏脱粒机的噪声中，我将一个小半导体紧紧捂在耳朵上。耳畔是从日本大阪传来的宋世雄口若悬河的解说，脑海里呈现的却是五七大学操场上学姐们拼抢搏杀的画面。

相较于我们78届的小小少年，77届学兄们成熟、自信，有定力、有想法。他拎个水瓶，拿着饭碗，走着走着就吼开了。吊嗓子、练美声，许多在我认为要躲到荒野才能发出声音，他们却能做到旁若无人。学校东侧有一排牛圈，老牛“哞、哞——”的叫声，常常与学兄们的长啸相映成趣。学校要搞文艺汇演了。我们班志在必得，不仅参演同学不吝汗水，班主任还从县剧团借来服装道具。可拔得头筹的却学长们——他们凭着几个简简单单的曲目，就轻意地征服了评委。一时，我和不少同学都愤愤然。我们班的节目热烈祥和，歌颂了伟大祖国，歌颂了民族精神，要形式形式活泼，要内容内容丰富，要立意立意高远。评委偏心！我们拿捏准了，可惜没个申诉的地方。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和欣赏能力的改变，觉得还是学长们技高一筹。人家那叫真功夫！吹笛子、拉二胡，口琴小合奏，清唱等，凤鸣天籁，空灵、清越、悠长，表面的热闹自然不能望其项背。

记忆有时是对真相的篡改。我担心有没有将77届学长与78（1）班的学兄弄混。但我觉得这不重要。有个傍晚，我的脚步被美妙的音乐粘住。一个学长坐在宿舍门前的椅子上拉二胡。他左手指在弦上上下翻飞，右手臂幅度不等地晃动，整个身体在跌宕中起伏，使得蛇皮与竹筒的结合体发出美妙的声音：时而鸟鸣花间，时而忧郁呜咽。我不知道这是一支什么曲子，不过，他后来又换了一首歌，是学校广播站天天播放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东船西舫悄无言”，大家都沉浸在那个美丽清纯女子对心上人的倾诉之中。没想到，这事竟让我不安分起来，花了20多元钱买了把二胡，希望能拉出学长的效果来。可惜我眼高手低，尝试一番，觉得比登天还难，便束之高阁。

77届学长们都太优秀，毕业时一个华丽转身，不少人就成了师长，如章志宏、孙亚、高明理、郑玉梅、汪武瀚、陈玉祥等，他们在校实习，有的还留校直接当了老师。

同学

学校靠山，多鸟。起床铃响之前，鸟们就举行赛歌会。长的短的，深的浅的，远的近的，歌喉一个比一个美好。鸟们乐于自我展示，无意提醒我们怜惜光阴。但正在做读书发达梦的同学们，都以此为召唤。大家按照自身的禀赋，采用不同的方式各显神通。教材以外，读名著的、诵唐诗的、自学英语甚至还有背成语篦字典的。更有苦行僧式的修行，除了吃饭睡觉出操，几乎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做功课上。进入80年代，《校园的早晨》开始传唱，伴着甜美又励志歌声，大家更是心无旁骛。

学校也搭建了不少平台，让特长生有用武之地。徐林普通话说得好，是学校广播站当家主持。吴明璋作文写得棒，他的《春姑娘》在校刊发表，对我的冲击力不亚于《春之声》。方太和跑得快，县中学生运动会的田径赛场上，他像离弦之箭。有回，学校举办书画大赛，为蹭热度我练起了“新魏书”。我是浅尝辄止，不知与我同时操练的汪建国同学有没有坚持下去。作为文体活动载体之一，象棋在我们班不乏追捧者，如程晓豹、疏义升、严云江等。有一度，他们间的博弈不仅仅是一决雌雄，而是醉心于一种境界。

学校的“周末文艺晚会”比央视春晚还要历史悠久。各班轮流坐庄，每学期一次汇演。“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孙辉、徐林、汪应苗、汪典如等同学付出多多。我们班女生少，少到只有屈指可数的“五朵金花”。办晚会搞演出，五朵金花须臾不可或缺。杨门女将男儿心，阵阵不离穆桂英。陈良云玲珑娇小，身子活泛，跳起舞来有张力、富美感。有一次，她单挑一个独舞，边舞边唱。节目拼下来，她香汗淋漓气喘吁吁，让人担心她会虚脱。 　　　

我是一个兴趣寥落的人，爱好、特长都是空白，班级的这些活动，我只能当“吃瓜群众”。

世界大舞台，总有一幕会为你拉开。为落实毛主席“五七指示”而兴办的五七大学，自是不乏学农基地。学校南面有一大片坡地，种着小麦。寒假过后，小麦尚未起身，但泛着绿意。我们新学期第一次劳动，是给这些刚越冬的麦苗松土。望着坡地和坡地上的麦苗，总感觉它们失之调理和营养不良，不像我家的“自留地”，沟是沟垄是垄，苗齐苗壮疏密适度。耕稼得温饱，勤俭继世长。我从小受此观念熏陶、引领，所以劳动是我的强项。我像打了鸡血般亢奋，挥着锄头，弯腰撅腚，一心想将这块麦地整饬成自家“自留地”的模样。我奋力地在麦地上实现自己的想法，并一厢情愿地要给同学们施加影响。只可惜我的努力被残忍地忽视了，大家似乎对会不会做农活不是很在乎，连刨带挖，有说有笑。工夫不大，完事大吉。坡地的上方有几棵高大的板栗树，料峭的春寒中它们向天空挓挲着铁的枝柯，似乎还没醒来。转场间隙，大家就背对着栗树面朝坡底席地排坐。我累了，便也丢下执着，厕身末端歇乏攒劲。

有同学健谈，且消息灵通，平时身边总有同学啸聚，这会儿他往哪里一坐，哪里就是谈话的中心。老子说，舌头是软玩意，却是硬实力！可惜我只有眼热羡慕的份——我嘴巴不行，一张开毛病就飞出去张扬：“你听，他是个结巴子！”我从小被贴上“结巴”的标签，上初中了，老家的大队支书还以“结巴佬”称呼我。受此困扰，我只能闭着嘴巴做人。“三年学说话，一生学闭嘴。”在“闭嘴”方面，我无疑捡了便宜，毋须刻意去学。“我们国家可能打过去了……”围绕南部边境的局势的话题，我记住了这句。我怀疑它的真伪，可结果千真万确。第二天读报课，就听宣传委员黄德贵用带怀宁腔的普通话报告南部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消息。

同学王武气场也很大，非惟口才。他是班上的生活委员。那时，大家普遍没有零花钱，手头拮据却喜欢买书。一听说有新书，大清早就跑到新华书店门口排队等候。校长在校会上还对此大加赞赏。书便宜，一般块儿八毛，可块儿八毛也是钱，钱从何来？我们就克扣自己的生活费，把省下来的饭菜票交王武变钱——司务长只认生活委员。家境殷实，也是王武蹿红的一个原因。那时，“三转一响”是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的崇高追求。而王武是我们同学中最接近或已经拥有“三转一响”的人。腕上有表，宿舍里有“二八大杠”，床头还有收音机。他的收音机差不多有城墙砖那么大，音质好、音量大，新崭崭的。有一段时间，这块城墙砖简直魔力无比引得大家趋之若鹜。每天晚饭后，我们就早早地聚拢在它的周围，把听刘兰芳说《岳飞传》和《杨家将》当作一天里最盛大的事情。我刚开始无所谓，甚至有点排斥，可很快就做了刘兰芳的俘虏并深陷故事的枝枝杈杈而不能自拔。仿佛听了一天的课，吃了三餐饭，就是为了享受一下这幸福时刻。那段时间，我们宿舍人气爆棚，外宿舍甚至外班的都和我们攒在了一起，用刘兰芳的话，就叫“里三层外三层，是水泄不通”。老实说，我对《杨家将》和《岳飞传》的了解，止于刘兰芳如簧之舌。

“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一转眼，我们就要毕业了。学校为我们举行欢送宴会。食堂外毛竹和油毡搭起的遮雨棚就是临时宴会厅。几盏白炽灯亮起来，照着用课桌拼凑成的餐桌，桌上是美馔佳肴，桌下有啤酒饮料。校长和老师们都来了，为我们壮行。这是我们在校三年吃到的最丰盛的晚餐。只可惜大家对吃喝早早的就意兴阑珊，许多同学还没吃几口眼睛就红了。此时，班上的五朵金花因陈良云的提前毕业变成四大美女。四大美女尹桂英、陈晓红、吴佩芬、谭春华早已是泪眼婆娑梨花带雨。

纪伯伦说，一起笑过的人，你可能转瞬忘记；而一起哭过的，你却永远记得！筵席散了人不散。就在食堂前的空地上，大家或站或蹲，抱团话别坦诚相对，许多平时不能说也不便说的，都掏了心窝子。“让真心的话，分别的泪，在你我心里流动……”是夜，横亘在男女同学之间的“厚障壁”，轰然倒塌。显然，这一刻来得太迟，“一些故事来不及开始，就被写成昨天……”（林徽因语）待到曲终人散，已是月上中天、夜逼未央。我没有更多的参与互动，不是冷血；除了嘴不好，我是太累。白日里，我与徐林、侯明、王庆牛、梅森林等，借了自行车，“骠骑”下枞阳，驰骋百余里。梅母做的鸡汤泡炒米，那个香那个甜，啧啧，至今记忆犹新。

光影四十，岁月如歌。不如就用李娜的歌结束本文：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还在身边……如今举杯祝愿，大家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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