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五年（年）二月初十这一天，驻守在紫禁城西北角的一个堆拔（满语，即哨所）里的护军哨兵，沿着筒子河边巡逻。冰封了一个冬天的筒子河刚刚解冻，早春的水面，平静如镜，因此，漂浮在河面上的一具浮尸也就格外显眼了。

哨兵发现浮尸以后，立即报告给值班的护军章京，章京又回奏给在景运门当班的护军统领崇信，最后又惊动了总管内务府的大臣们。于是，内务府慎行司的官员迅速出动，会同护军人等，七手八脚将浮尸打捞上岸。

死者是一个青年男子，从尸身上悬挂的腰牌上得知，此人系造办处的绣匠常德。经刑部传来的仵作检验尸身，从头到脚未发现伤痕，因而得出了“溺毙属实”的结论。不过他到底是失足落水，还是被人推入水中？或是投河自尽？尚不得而知。

现场得到的另一线索，是从尸身上找到的一张当票。经内务府派人去当铺核查，所当之物为官绒一包（官用刺绣绒线）。由于死者是造办处的工匠，又死在了紫禁城筒子河中，此案照例由内务府慎行司审理。于是，慎行司将死者之父得受，以及造办处绣作头目田保住、崔长长住、领催泰山保等人，一一传讯到案。经过一番审讯之后，有关绣匠常德之死的种种内情，逐渐清晰。

原来，得受、常德父子皆属内务府的包衣管领下，分别在涤儿作、绣作充当绣匠。绣作共有绣匠24人，承担一应内应绣工活计，由于“活限甚紧”，故一向“分散各匠，按限成做”。

常德其人，原来就因做工迟误经常受罚。上一年的十一月初七、初八日，常德所派的活计又未如期完成，至九日清晨，常德即借机离开绣作，一直到晚上也没归来。催长长住曾派绣匠头目田保到其家中查问，得受未见常德返家。无以作答，便推托是患病在家，痊愈后即归。

后来，绣作又多次派人传唤，德受皆称尚未痊愈。这时就有人疑心常德外逃，但没想到他会投河自尽。哪知失踪三月，竟一直在筒子河的冰水之中。为此，主审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常德素日狡猾，兼之所领官物私行当用，绣作催迫甚紧，常德一时情急轻生，似无疑窦。

常德被迫投河自尽一案，本来也算不上什么稀奇事件。处于最底层的宫中奴仆——宫女、太监、苏拉、匠役，当他们被逼得走投无路时，胆子大的外逃了，胆子小的不外乎就是投河、上吊。再者，造办处的工匠本来就是皇上家的包衣奴才，远比不上那些大人们豢养的猫儿狗儿的，一旦轻生自尽，也不过就是碾死个臭虫一般。

但常德竟敢在陈尸禁地，既脏了皇家的御河，又为大内添了几分晦气，实属可恶之极。然而死者已经咽气，那就只有对死者的亲属和该管官员们从重责罚，以示警告了。

如此这般，内务府在上报皇帝的奏折中，就把一大批有关的人员牵连了进去。首先是常德之父得受与绣匠头目田保住，分别以“明知其子当差狡猾，不行管教”及“既知常德素日狡猾，乃敢于徇私，至活计迟误始行连次催逼，以致常德在紫禁城内投河自毙”，应将两人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

而主管绣作的催长长住与兼管绣作的庄掌舒明阿，皆分别处以革职留任及降一级留任。主管造办处的郎中永德、佛宁，包括福隆安、和珅、英廉、德保等总管内务府大臣，就被罚俸三个月至一年不等。而紫禁城的护军统领、章京人等，也以管束未周交兵部分别议处。

内务府将常德一案的处置意见上报给乾隆后，乾隆帝批示“依议”二字，这一筒子河浮尸案便这样被了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