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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第四小学年7月7日毕业班合影照片由吴建南提供

“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向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鲜艳的红领巾，美丽的衣裳，像许多花儿开放……”

这首童年的歌曲曾伴随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快乐的儿童节，如今还时常萦绕在耳边，把我们拉回快乐的童年。

还记得当年的小学吗？那是我们童年的乐园，梦想的摇篮，雏鹰振翅起飞的地方。

在辛丑年春天来临之际，我们推出单俊德回忆喀什四小童年学习生活的妙趣横生的散文，让我们一同回到那天真烂漫，乐趣无穷的金色童年，回顾我们人生的春季，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吧。

迁校篇

最早的喀什市第四小学（简称“四小”），在我们的记忆里是在食品大楼外，学校地域狭小教室紧，茅厕少，全校共用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厕所，入厕还得排队，因此被外校的学生编成了顺口溜。后来就搬到了海关大楼附近，公安处老城墙和交际处之间的坡地上。

公安处老城墙摄影徐应胜

坡上有几栋教室，坡下有两栋教师办公室兼教师宿舍。教室后面有一条水渠，两旁长有怀抱粗细的砍头柳，上面枝枝叉叉长着茂密的柳条。水从浓荫的绿树下流过，“哗哗”的水流声夹杂着“叽叽喳喳”的鸟鸣声不绝于耳，很有一番生机勃勃的景象。

流水穿过马路的时候从高处流到另一端名曰“虹吸原理”。那时少不更事，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往往从高处放一个物件，赶紧跑到另一端看是否流出来，亲自来验证是那头的水确实流到了这头。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校址也狭小偏远，不利于发展，第二次四小又搬迁到了独汽三营附近。

那时也许是经费有限，搬家运输工具奇缺，除了大件非马车拉运不可，其余课桌椅等都是老师同学齐上阵，全凭人力搬运的。那可是穿过了当时整座城市的大搬家！于是喀什的大街上出现了漓漓啦啦的搬家大军。那时用的老式课桌椅是连体的，小小的孩童，大大的课桌，有的四人抬着，有的两人抬着，个小的学生只能拿把老师的椅子。大家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一路上走走停停，也没人监管督促，以至于很晚了还在街上慢慢晃荡。没有家长帮忙，也没有学生不愿意的，反正最终都搬到了新校区。更低年级的同学，每人抱棵大白菜往返于新老校区间。由于人小路远，各个都走得筋疲力尽，肚子也饿得咕噜咕噜直叫。胆大的男同学一边抱着走一边掏吃白菜心，既解了饿，又解了渴，女同学看见也学着样子做。等抱到新校区，很多白菜都成了“空心菜”。明知是学生们干的，老师也无从查证，最后也不了了之。

喀什第四小学摄影徐应胜

第三次我们四小搬到了一个风水宝地———人民广场的东边，公园的旁边，市委的对面。新校区环境好，出门正对着宽广的人民广场，视野很开阔。左边是郁郁葱葱、绿树成荫的人民公园，阵阵清新凉爽的空气不时飘进校园，使我们心旷神怡。在市委大员们的鼻子底下，我们的学习安全有了可靠的保障。新校区有个涝坝，是我们饮食、生活用水的生命、卫生保障之源，有些爱美的女同学，还常到那儿嬉戏打闹，洗漱打扮一番；东北角的空地，是我们增强体质，锻炼身体的活动场所；西南面有我们一日三餐的食堂；东南面小院子是我们男女同学的大宿舍。

四小的三次大搬迁是其它学校少有的和没有的，也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更多的教学教室。学子们经历了搬迁的艰辛，也增加了搬迁的历练。相对于生活学习在南小（喀什南疆小学）的同学们来说，他们就缺少这些体会。南小最早是以喀什市干部子弟的名义成立的学校，一开始就受到上级的重视，校舍齐全，师资力量雄厚，是市里的“宠儿”学校，在那儿上学的学生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他们看不起四小学生，四小的也不理南小的学生，互相产生了隔阂。两校的同学在大街上相遇时常常会隔空喊话，四小的学生大喊：南瓜头！南卡瓦！（“卡瓦”是维吾尔语，意思是南瓜）有点骂意。而南小的学生怼喊：四小的茅房四四方方！把屎（拉屎）的人儿来来往往！放屁的声音叮叮当当！有点贬低。可见当年四小学习环境的恶劣，在南小同学们心中留下了多么不好的记忆痕迹！也可以说在四小上学的同学也是人生的一段阅历。

学习、文艺篇

在四小的教师中，大家没有忘记的老师有：李迈、李世亮、杨桂珍、戴桂芳、郑佩兰、刘坤庭、张迪先、米克勤、梅华桂、朱玉兰以及黄老师、杨老师、关老师、毛老师等，他们各个身怀教学绝技，在教书育人上都有自己独特的方法，深受同学们的喜欢，也为我们能顺利考上喀什二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永远记得这些老师的音容笑貌。他们过去是我们的老师，现在是我们的老师，今后依然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喀什第四小学教学楼摄影徐应胜

数学课一般来说是比较枯燥的，刘坤庭老师却能把它上得生动有趣。记得在教学环形面积计算公式时，刘坤庭老师先讲了个幽默的故事：“从前有个懒汉，他妈要出远门，怕儿子饿着，就做了一个大饼，中间掏空套在他脖子上。几天后他妈回来时，看到儿子还是饿死了，因为太懒只吃了嘴巴跟前一点儿的大饼”……大家正听得津津有味，刘老师话锋一转，“这个中间有洞的大饼就是环形，你们知道环形的面积怎么计算吗？它有个公式是这样的”……随后他把环形面积的公式写在黑板上，并一步一步引导大家学习计算方法。刘老师用这样生动直观的教学方法提高了我们学习的兴趣，大家很快就理解并牢牢记住了这堂课的内容。

四年级时，我们乙班的班主任老师是个女老师，齐耳短发，年轻漂亮，她很喜欢她的学生，我们大家也很爱她。有一次上课，有同学不好好听课，总是随便说话，她就站在教室外面说：“不好好听课，那我不给你们上课了。”大家一听老师不给上课了，不知如何是好，全班绝大多数女同学和部分男同学都爬在桌子上哭鼻子，我们南建司有个叫于世能的男同学，还嚎啕大哭。这事让我记住了一辈子。

记得还有位数学老师，他上课要求十分严格，如果有哪个学生不注意听讲或随便说话，他就用一小节粉笔头“嗖”地扔过去，真是弹无虚发，百发百中，准准地打在他的身上，让他再也不敢分散注意力。我们记住了这位数学老师的“稳、准、狠”，也从此养成了专心致志听课的好习惯，记得了老师一辈子的好。

喀什人民公园大门摄影徐应胜

每年“六一”儿童节前，各学校老师都要组织学生排练文艺节目。节日那天，各小学都到人民公园内，选一块地方表演节目，展示才艺。有舞蹈、独唱、小合唱、拔萝卜的表演唱。围观者甚多，气氛十分热烈。有一年“六一”，老师让我们班的谢锦龄同学来段个人表演唱，事先老师带着他进行了认真排练。登台表演时，只见谢锦龄同学一手拿根树枝，另一手做着动作：“太阳出来红艳艳哎，老百姓那个一心要胜过苍天，劈开了那个万丈高山岭，挖穿了那个地下的老龙泉……”他唱得用心，表演得到位，声情并茂的演唱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和师生的一致好评。

喀什人民广场摄影徐应胜

“六一”儿童节也是各校才能的展示会，文艺表演的竞争会，高年级的同学都要参加广场上的团体操比赛。同学们穿着白衬衣、蓝裤子，戴着鲜艳的红领巾，手拿自己用柳条扎的，上面用彩色纸缠绕的花环，各个神采奕奕，排着整齐的队伍出场。在老师的指挥下，在音乐老师风琴的伴奏声中，踏着欢快的音乐节奏变换队形，摆出各种不同的造型：方形、圆形、层层叠罗汉等。即使遇到下雨，同学们仍然躺在地上坚持认真地完成每一个动作。大家都有一个朴素的心愿，就是一定要为自己的四小争光。

喀什第四小学校内操场摄影徐应胜

有一次八月十五中秋节，深蓝色天空挂着一轮银盘似的圆圆的月亮，黄土地的操场上老师组织全班同学们席地而坐，围成一个大圆圈，玩“丢手绢”的游戏。谁被捉住谁就表演节目，同学们的掌声和欢笑声在操场上空回荡着。那天老师还给大家分吃了西瓜，还每个人发了一块月饼。那时月饼可是稀罕物，一年也吃不上一块，又是和小朋友们在一起吃，自然感觉分外地香甜，至今想起还回味无穷。

修建喀什飞机场时，全市动员每人为机场贡献一份力量。学校也积极参加，任务是为机场送石子。一开始同学们的兴致很高，各个都把书包腾空，都装了满满的一书包石子，浩浩荡荡行走在去机场的路上。俗话说得好，“千里行路怕带针”“十里好汉难提二两油”。我们小小的年纪，身体都比较单薄，背着一书包沉甸甸的石头，没什么耐力。出发时大伙儿各个雄心壮志，一路的重压让我们已力不从心。一路上到处是丢弃的石子，可以说没有一个同学是满书包到达目的地的，但是都坚持走完了全程。现在想来，当年我们为机场建设出了一把力，也是很幸福、很自豪的一件大事。

童趣、囧事篇

每个新学年开学发新书时，我都会有种优越感，因为我包的书皮最好。包书的技巧都是我的姐姐、哥哥教的，包书用的纸也是最好——牛皮纸。当开学前几日，我就到父亲的仓库找来许多装过水泥的废牛皮纸袋，一共有三、四层，中间层最好，无折皱无污染，又干净、又平整、又结实。我包的书皮四角还叠有折角，新书使用一学期还崭新如初。很多同学找我学包书的方法，我也乐意为同学们包书和传授经验，并慷慨地提供牛皮纸，显摆显摆我有、我会。

四小还在海关大楼处时，离学校不远靠城墙边上，有老乡打的土块和砖坯，摞成一行行、一排排，很规整，正好成了我们打土块仗藏身的好场所。每天放学后那是必经之地，南建司的一帮同学和同一路的同学必须在那儿打一阵子土块仗才肯罢休，否则不愿回家。这样一来老乡的土块、砖坯也就部分遭殃了。

城墙旁边有块地长着紫红色的蓖麻树，听老师说蓖麻是油料作物，是工业用的，不能吃。因为好看好玩，成熟后有的女同学把毛扎扎的蓖麻果摘下来，剥出里面光溜溜的蓖麻籽装在衣袋里玩儿。

我们同级的同学家住南建司去海关大楼那儿上学的有很多，记得有：王志强、禹树荣、于洪涛、刘建民、于世能、潘发亮、我等，还有部分女同学。一路上三人一伙，五人一堆，打打闹闹好不热闹。我们有时也抄近路，经过老乡的果园。果园里长有桃、梨、杏子、木瓜，还有大沙枣、小红枣、石榴。我们最喜欢木瓜，甜里带点酸，闻起来很是清香。但由于木瓜树长得又大又高，上不去也不敢偷上，我们往往用小石头往树上甩、砸，大部分都失手了，偶尔也有被砸下来的，那是很幸运也很高兴的事，擦去上面的一层绒毛，大家一起分享着吃了。

卖凉粉的门店摄影徐应胜

现在喀什市没有了卖凉粉的小摊，已经演变成玻璃窗里面的门店了。

我们在上学的路上，天天能碰到卖凉粉的维吾尔族大叔，车板上扣有一盆白花花的凉粉，上面用筷子插着红红绿绿的蔬菜，配着白萝卜丝、胡萝卜丝、红辣皮子，很是鲜艳夺目，醋、蒜泥、油泼辣子调成的料水飘来诱人的香味。我们路过时常常会勾出我们的馋虫，情不自禁地停下来。如果谁有个五分或一毛，买上一小碟，大叔就麻利地切上两三小块凉粉，再拈上一小撮萝卜丝，浇上几小勺汤料水，递过来。大家你一小口，我一小口，吃得那个爽啊，吃得那个美啊，至今还回味无穷……卖凉粉的也是小本买卖，给一分钱也卖，让你解解馋。那时人也皮实，凉粉就堆在车上，也不怕风吹日晒。下雨了就用个布单遮一遮，这个布单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全不在乎。大叔刮凉粉、抓萝卜丝的手，除了几个手指肚是白里透红以外，其余的都是黑乎乎的。当然了不是脏，而是长期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和长期手抓凉粉泡得白白净净的指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也从来没有为此闹过肚子。

那时家长们工资收入都很少，而各家的孩子都比较多，生活都比较拮据，哪有闲钱给孩子零花呢？学生身上能有几分一毛就不错了，如果有个块儿八角，那就是个大款，有人把他恭维得像个大爷。

我们班有个男生记得叫武步祥的，他比我们想得多，想得超前，常常会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幻想。有一次他给我们说，他要带上晒干的馒头，带上几个人，骑自行车上山修炼去，那里有个武林老师傅会很多武功，修炼后会有多么多么的厉害等等。后来老师知道了此事，找他谈了话，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那时上学路上很少有汽车，家长也不用接送，都是同路的同学相伴一起走的。放学路上，常常看到有小巴郎（维吾尔语，小男孩）赶着一群毛驴进城，有调皮胆大的就追着跑试图当回骑士。实际上骑驴也是个技术活，没有两把刷子是骑不上的。瞧，这位同学身手不凡，纵身一跃跨上了驴背，仿佛凯旋的将军正在洋洋得意呢，冷不防被毛驴尥蹶子摔了个狗吃屎，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在那自然灾害的年代，我们正值长身体时，全国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粮食、蔬菜、肉食、布匹都要凭票供应。一年到头只有春节、五一节、中秋节、国庆节这几个重大节日能吃上一顿肉食，其余时间全是素食。哪里像今天这样鸡鸭鱼肉天天随便吃。住校时饭食没有油水，吃过饭要不了多久肚子又饿了。饥肠辘辘的同学们只好自己想办法，放学后就三三两两地溜到学校墙外老乡菜地里捡拾掉在地上的豆子，拿回宿舍用饭盆放炉子上炒着吃。有一次有个同学捡回来几头大蒜，大家分着吃，每个人分吃了近一头生大蒜，最后可想而知，大蒜的辛辣刺激着每个人的胃，火烧火燎，胃像着火了一样疼，让我们记住了一辈子。有人是“一旦被蛇咬，三年怕井绳”，而我们是“那次吃了蒜，以后见蒜寒”。

那时候的我们极少有买来的玩具，娱乐的玩具大都是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自己制作的。玩的项目也少，不像现在应有尽有。打尜尜（ga），拍三角，抓骨头，弹玻璃弹都是我们的最爱。女同学喜欢玩踢毽子、跳皮筋、抓石子、丢沙包。还有一种玩法是男女均可参与，分成两组各自在自己隐秘的地方划竖道让对方找，哪组找到的多，数到的道数多为胜，这小儿科的游戏，不知大家还记得吗？

打尜尜工具器材简单，找一个半米长粗细合适的木棍，叫打棍，再砍一段十二、三公分长的木棍，把两头削尖，叫尜尜。地上挖一个沟，尜尜担在小沟上面，打棍挑起尜尜悬空用力打，打得越远越好。最后跨着大步丈量从打尜尜处到落地点的步数，以次累加后决定两组的输赢。当然了，如对方接住了你打的尜尜，你就算输了，自动下台。只要有四、六个人分成两伙就可以玩了。

拍三角也很积极，烟盒叠的三角最好，但是难找。那时纸也比较金贵，把学过的课本都偷偷撕下叠了三角。能把对方的三角拍翻了就赢一个。拍的技术高了，赢的三角也多，没地方存放，挖一个坑把它埋在坑里，或下雨进水呕烂或时间一长早已忘了埋的地点。

在广场四小我们进入升中学阶段，要求全部住校，睡的是大通铺，虱子和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除恶不尽，清除了一拨又一拨，到后面也就随它去了，大家都一样，也习以为常。

吐曼（西里泡克）河摄影徐应胜

四小的体育课也很有特色，在夏秋季节，老师大多时都是带我们去西地泡克河里学游泳。不会游的也可以在河边水浅的地方捉小鱼，戏水，轻松愉快，大家都是非常开心的。所以四小上学的孩子，大部分进水里都能游两下，只不过有的技术高，有的技术差一些，有的游得快，有的游得慢一些。

六十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加上天灾人祸的一些因素，物资相当匮乏。我们用的铅笔、本子都是定额供应，节省着用，由此我们也养成了节约的好习惯。有一次，学校分来一批喝水的搪瓷茶缸，要分配给家庭人口多，特别是孩子多，喝水缸子少的家庭的同学。有的同学说他家几个人才有一个缸子，但由于孩子少没能得到。有同学说他家有缸子，但是都坏了，回答是修修还能用。我为了得到这个缸子说：“我们家孩子多，几个人合用一个缸子”。结果我得到了一个。实际上我们家的孩子是多，无论大小、好坏的缸子每个人都还是有一个的，为了得到缸子而采取了不择手段。哈哈，在利益面前，我小小的人性也被扭曲了一下。

有一年“六一”儿童节，听说学校食堂要吃红烧肉、七五面馒头，而且馒头不定量。同学们得知后，都高兴坏了，有的说他要吃五个，有的说他要吃八个。这是多么不容易碰见的好事啊，大家热切企盼着这顿午餐，想着终于可以开荤了，到时放开肚皮美美地饱餐一顿。而真正等到午餐时，一人一碗红烧肉烧海带，只吃了三、四个馒头就撑住了，基本上都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

上六年级时，我们乙班有四个同学，恰巧每个人名字最后一个字都带“林”字音，即孙才林、贾玉琳、张德霖和谢锦龄。那时候男同学都比较好动捣蛋一些，因此老师就把他们四个“林”简称为“四大林”，谐音像是“斯大林，”便于记忆，牢记在心，只要那时生活虽然他们其中一个人犯点小毛病，老师顺口就“又是你们’斯大林’”，把其它三人稍带上一同批评了，冤枉了其它三人。尽管如此，“斯大林”在班里还是有了声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不忘。

几年四小的学习和生活，我们经历了三次搬迁的艰辛，四个校址的转换，跑遍整个喀什上了一所小学。这段特殊的经历，和那些天真烂漫的往事给我们留下了学童时期美好的回忆，也留有些许的遗憾。那时虽然条件简陋，生活俭朴，但精神是丰富愉快的。此后我们就考入了喀什二中，从此开始了中学时代的学业，那又是一番新的不同的人生经历。

年2月

作者小照

单俊德，由喀什四校考入喀什二中66级1班学习。年随南建司父工作随家到拜城县。年在拜城化肥厂参加工作。年调拜城县广播电视局。年筹建拜城县电视转播台任台长、电视技术工程师。年任拜城县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局长。年调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广播电视局有线电视台工作直至退休，现定居石家庄市高新区。

1.作品为原创。

2.文中图片由徐应胜先生专程前往拍摄提供。吴建南先生提供了喀什第四小学年7月7日毕业班合影。在此《喀什记忆》编辑部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