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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除了针灸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治疗手段就是中药了，那么以饮片为主的中药的现状又如何呢？中药会不会也被化学提纯药物所替代呢？下面我们开始谈中药。

中药饮片一向被认为是最具中医特色的治疗手段，但无论对于患者、医生还是药房来说，也是最麻烦的一种治疗手段。现代绝大多数人都认同看病要找好医生，但吃药呢？是否该吃好药，大概就没什么人认同了。有些患者或家属会拿着中药方子挨家挨户地去寻价，最后选择一医院交费抓药。他们的做法是否正确呢？在这里先不做评论，但为了限制这一现象的发生，据医院的医生在开出的方子上特别注明：如果不在本院拿药，请到某某堂去抓药，否则疗效不能保证。中药的利润十分可观，医院的做法是否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呢？

事实上中药的价格的确相差很多，医院里，价格甚至比一些小药店贵出几倍，对于本不富裕的国人来说，这几倍的价钱确实不容易让人接受。但大家想想，在菜市场买黄瓜的时候，会不会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大家会只选择最便宜的那一家吗？我看未必吧！大概很多人都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那可真叫“黄”瓜呀！又粗又老，口感很差，这种黄瓜自然比顶花带刺的要便宜许多。但同样的问题发生在买药上时，大家为什么就不太注意质量，而只关心价格了呢？买了老黄瓜只不过是口感差了些，而买了质量差的药，则可能使治疗无效，甚至危及生命。所以买药比买黄瓜要重要得多，希望大家别只图便宜！

看到这里有人会说：“我也注意到药品的质量了，那些土特别多的药铺，药再便宜我也不会买的。”不可否认药品是否干净确实是判断其质量非常重要的一项，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干净的药未必是真药，不干净的未必是假药。然而要判断药品的真假，不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十分闲难的，就是对于专业中医甚至是专业中药师来说都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记得一次到药房办事，正巧碰上药房在进药，一位药房老师傅指着一袋药，问我是什么？我说：“这个简单，是龟甲。”老师傅说：“是龟甲，但这是伪品，正准备退回去。”我再仔细看看，只是觉得有点薄，便问：“既然是龟甲怎么还是伪品呢？”老师傅告诉我：“《药典》规定只有十几种龟的腹板才能入药，而世界上至少有多种龟。”现在大家知道要搞清楚是否是伪品有多困难了吧！

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实习时跟过一位脾胃科老主任，一次一位复诊的患者对他说方子不太管用，而且抱怨药品的质量太差，里面有许多虫子，费了许多时间也没能捡干净。老主任看过方子后哭笑不得，因为这位患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捡的是一味中药——九香虫，所以普通患者很难搞清楚中药的质量问题。

由于我国地大物博，南北差异极大，所以即使是真药，质量也会有较大的差异。例如大家熟知的晏子名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同一种生物仅隔一条淮河，就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更何况是相隔千山万水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古代医药学家通过长期的观察和临床实践，对药物进行了标准化的努力，而这一努力的成果就是道地药材。道地药材也叫作地道药材，是指一定的药用生物品种在特定环境和气候等诸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所形成的产地适宜、品种优良、产量高、炮制考究、疗效突出、带有地域性特点的药材。道地药材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以固定产地生产、加工或销售来控制药材质量，是古代对药用植物资源疗效的认知和评价的集中体现，具有明显地域特征。道地药品多冠以地名，以示其道地产区，如“浙八味”“四大怀药”等都是闻名遐迩的道地药材。

但由于中药用量的增加，道地药材往往不能满足医疗的需要，于是大量的非道地药材流入中药市场。例如砂仁，我国广东、广西、云南和福建出产的阳春砂和绿壳砂质量最好，但由于产量低，所以不得不使用海南产的砂仁，现代科技证明海南砂比阳春砂和绿壳砂里所含挥发油成分低3倍左右。但即便如此还是不能满足临床需求，于是我国不得不从越南等国进口砂仁，一般情况下进口产品的质量要高于本国的产品，但砂仁却是例外，以进口砂仁的质量最差。如果砂仁的有效成分就是前面讲的挥发油，那么海南砂的用量就需要是阳春砂的3倍，如果是进口砂仁用量则会更多。既然质量有差异，价格不同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了。

记得一次药房主任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金银花在古人开的方子里只有10g左右，而现在的医生却经常开出30g甚至50g，有时还疗效不佳呢？”我顺口胡说道：“大概是产生耐药性了吧！”主任说：“不一定，因为古人用的是道地药材，在山东平邑产的金银花是道地药材，不但花蕾肥大，色泽纯正，味道清香，而且现代科技证实平邑产的金银花有些成分如皂苷是外地金银花所没有的；而挥发油含量也是异地金银花含量的10倍左右；绿原酸含量更是四川天全群种的50倍。”如果想准确鉴别是哪个产地的金银花，恐怕一般的专业人员都难以做到，更何况是普通百姓。

大家现在知道买药图便宜的问题严重性了吧！医院找医生开出方子，因为药品质量较好，所以医生往往会剂量开得较小，但患者图便宜拿到外面的医疗机构拿药，疗效很难有保证。相反如果在小的医疗机构找坐堂的名医开出方子，为了能报销又到大的医疗机构拿药，则很可能超量，后果有可能更严重！

那么如果是道地药材就没问题了吗？事实上即使是道地药材，野生的和养殖的区别也很大。大家如果买过对虾就会知道，自然虾比养殖虾贵了许多，在中药方面，这个差距就更大了。以人参为例，9年7月出土于长白山脉侧峰的一颗野生人参，鲜重.5g，干重78g，最终以万元的高价拍出。鲜品要1万元1g，干品要4万多元1g，相同的产地、同样大小的养殖参价格还不及它的万分之一。细心的患者也许会发现，现在的中药比10年前的中药粗大了许多，有的甚至是成倍的增长。如果是在自然环境下，这些中药绝对是精品，但实际情况我不说大家也会想到是怎么回事，不过是多用些化肥就可以了。

但也不是所有的野生品种就会超过养殖品种，例如家猪的肉就比野猪香，中药可能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例如某药厂为生产所需在青海圈地进行冬虫夏草的人工培育，他们将培育出的优质品种与当地野生的品种相比较后发现：虫草酸的含量增加了近50%，氨基酸不但含量有所增加，而且还增加了两个品种，此外腺嘌呤核苷、尿嘧啶核苷、维生素、微量元素等含量都有所增加，以我们目前的科技水平还不足以完全证实究竟是野生品种好还是养殖品种更好。

古人在没有现代科技设备的情况下，经过长期观察和临床实践，在同类产品中找到了疗效较佳的品种，确实是伟大。但人非圣贤，谁能无过？那些非道地药材就一定疗效不佳吗？中药界就曾经出现过假李鬼最终战胜真李逵的情况，这件事恰恰就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医最伟大的发明——青蒿素上。

青蒿治疗疟疾记载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书中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青蒿在我国有5个品种：香蒿、牡蒿、茵陈蒿、小花蒿和黄花蒿，其中香蒿为入药的正品；黄花蒿为伪品；其余3种在某些地域可以入药作为青蒿使用。但试验证明，香蒿无截疟作用，也不含青蒿素；而含有青蒿素的恰恰是不能入药的黄花蒿。黄花蒿又名臭蒿，苦蒿，正如其名它很臭，所以甚至连作假药资格都没有，除非是遇到聋鼻子，否则很难当成青蒿（香蒿）来卖钱，老百姓只是用它来熏熏蚊子而已。但恰恰就是这个假得无法再假的李鬼，却最终战胜了李逵，成为了真命天子。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葛洪发现黄花蒿有治疗疟疾的作用，但后世中医却将黄花蒿剔除出药典，这完全可以理解，谁让它那么臭的呢！但治疗疟疾的疗效也随之消失。

前面讲到的只不过是药品的质量问题，并不是人为的故意在造假，但现在由于中药饮片价格的上涨，许多不法奸商则在故意造假，而且是花样翻新，下面就简单谈谈假药。

如果病人不幸买到假药，其后果可想而知，如果仅仅是降低疗效还算走运，造成不良反应也是屡见不鲜。下面就介绍几个常见的造假方法，因为毕竟不是学药的，所以只能简单介绍一二。

人参大概是造假历史最悠久的品种了，由于人参疗效好、价格贵，所以深受假药制造者的喜爱。在很早以前就有了用白萝卜制作假药的方法，当时许多骗子将白萝卜制成人参，并将自己伪装成败家子来骗取老太太的钱财。现在这种把戏依然存在，但由于近年来人参人工养殖的产量很大，所以价格已经很便宜了，于是造假者已经将目标改为西洋参。而且造假的手段也更高明，据说现代连细细的根须、芦头及参体上的纹路，甚至是中间的芯都做得惟妙惟肖，足以乱真。鉴别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用牙咬，如果是甜味的就是萝卜，苦味的则是人参。

也正是因为目前养殖参很便宜，所以现代许多骗子在用它来冒充野山参来骗钱。由于两者都是人参，所以很难判断真伪，但两者的价格却相差万倍左右。其实这类骗局也并不难识破，一般野山参的价格都在万元以上，而且都有国家的鉴定证书。骗子们多以千元的价格出售，也拿不出鉴定证书，购买者如果要求鉴定，他们一般就会逃之夭夭。但还有一种骗术却令人防不胜防，这就是在旅行途中，一些人会十分神秘地告诉你，他们在深山里发现了一颗野生的人参，可以便宜卖给你，你带回去可以卖到大价钱，一倒手就可以赚几倍的价钱，不信可以带你一同去挖。于是你亲眼得见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野山参”挖掘的全过程，但您还是将这作为一次猎奇吧，因为那颗野山参绝对是假的。这种人参叫作移山参，是将养殖参提前1天移栽到山里去的。

与人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密切相关的中药造假事件应该就是大料中掺假了，人参造假只不过是钱财的损失和病情的延误的话，那么大料造假则可以给人们带来不良作用，造成恶心呕吐，甚至危及生命。

前不久猪流感正在肆虐全世界，专家支招，炖猪肉加入八角茴香（俗称大料）是一剂对付猪流感的良方。这一方法受到许多网友的广泛质疑，激进者甚至以此为由得出中国没有前途的论断。那么用大料炖猪肉是否可以对付猪流感呢？笔者也不清楚，但绝对可以一试。因为现在治疗猪流感的最佳选择似乎是西药达菲，而达菲的主要来源就是从大料中提取的莽草酸。如果仅以此为由就说吃大料炖猪肉可以对猪流感如何如何，似乎确实很不科学。但问题是达菲真的有用吗？首先对于流感的预防，达菲没有任何作用；其次对于流感的治疗方面，达菲只不过可能减短病程1～2天；最后达菲的价格很贵，每天需要服用2次，每次75mg，药品零售价相当于每天60元，5天1个疗程相当于元左右。未经证实以前一切都有可能，既然达菲对流感的预防根本没有作用，那么吃大料炖猪肉还能比吃达菲效果差吗？

好了，言归正传，还是先谈大料掺假的问题吧。大料不但可以入药，而且是一种重要的调料。但有人会在大料中会掺入少量的同科同属植物莽草，莽草属于一种毒药，俗称“见血封喉”，少量服用会造成人恶心呕吐等症状。两者在外表上差别很小，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两者的区别。首先大料既然称为八角茴香，就应该是8个瓣，而莽草为8～13瓣，所以如果大料中有10瓣以上的，一定不要购买。但如果不法商贩将莽草掰碎后卖怎么办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看柄，莽草果柄较短，平直或微弯；八角茴香果柄则较长并有明显的弯曲。

前面讲的是伪品，相对来讲还是好鉴别的，但如果是在真品里面造假，则更难鉴别了。例如冬虫夏草，不法商贩用僵蚕插上一些草冒充，更为恶劣的是用石膏粉或面粉掺胶用模型压成，其子座则是黄花菜，这些伪品是比较好鉴别的，只要把它泡浸水中，再用手捏就原形毕露了。鉴别一些低海拔地区的虫草如亚香棒虫草等就相对困难一些了，它与真品外形较相似，但子座短，有的是双子座，菇类气味淡，也可以鉴别。但如果是真品造假呢？在子坐里面插上大头针，外表上已经无法鉴别了，用吸铁石一试，还可以原形毕露。由于虫草的价格不断上涨，造假者也不再用大头针而是改用小草棍了，这下吸铁石派不上用场了。现在1g虫草零售价就在百元以上，所以只要加入少量的草棍就会有相当可观的利润。

类似事件还发生在金银花身上，不法商贩在金银花上撒糖水，再与细沙混合在一起，以增加重量，更有甚者有人将提取过的金银花再次晒干当正品卖。尤其是在非典期间，这些人赚了不少昧心钱。有些人还在用类似的方法处理提纯后的西洋参，再以超低价格出售。在药品中掺杂物的办法，甚至传染到据说之前从未出现过伪品的红花身上。红花分藏红花和草红花两种，藏红花价格昂贵，一直受到造假者的关照，但草红花又称臭红花，因为价格便宜，一直受到造假者的冷遇。直到不久前，因为草红花价格上扬，于是有人将碎砖头磨成细粉，添加入药品之中。这个方法倒是既可以改善环境，又可以增加收入，真可谓一举两得，但有一缺，就是缺德。

中药的鉴定确实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上面提到的不过是可以确定的，那些连专家们都在争论的品种就更难区分了。据说20世纪在河北省某县，一位领导到宁夏考察，发现当地的一种枸杞子果粒极大，而且高产，于是作为扶贫品种带回河北，让农民种植以便脱贫致富。农民们经过辛勤的耕种，取得了大丰收，但当喜气洋洋的他们将成果交上去后，却从天津方面传来了不能作为药品使用的噩耗。这下领导坐不住了，于是出面组织专家讨论，双方唇枪舌战之后，最终妥协：在河北省这种枸杞子可以入药；在天津则以伪品来论处。

中药鉴定过去只能靠人工，所以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多，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近年来中药指纹图谱鉴定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方法。中药指纹图谱是指某些中药材或中药制剂经适当处理后，采用一定的分析手段，得到的能够标示其化学特征的色谱图或光谱图。这一方法可以很容易地将上面提到的问题解决，建立中药指纹图谱将能较为全面地反映中药及其制剂中所含化学成分的种类与数量，进而对药品质量进行整体描述和评价。这也符合中医的整体观念，在此基础上，如果进一步开展谱效学研究，可使中药质量与其药效真正结合起来，有助于阐明中药作用机制。总之，中药指纹图谱的研究和建立，对于提高中药质量，促进中药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现在随着中医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中药出口量也在增加，国外的一些机构在进口中药时也会采取指纹图谱进行检测。

但问题是要建立一个全面的中药指纹图谱是一项极其浩大的工程，想一想，将每一种中药都记录在案，这里还要区分出道地药材和非道地药材。而对于伪品，为防止李鬼的再次出现也要留档，这绝不是某一研究单位可以独立完成的，也不是可以在一两年内完成的。但这确实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业，我们确实需要脚踏实地地来完成这项工作。

中药的问题先讲到这里，但即使有了好药，还需要将他们排列组合，开出方子才能治病，下面就该谈谈方剂了。

医生仅仅能够认识中药还是不够的，还要将这些中药进行排列组合，组合的结果就是方剂。方剂简称方，方指医方，《隋书·经籍志》：“医方者，所以除疾疢保性命之术者也。”剂古作齐，指调剂，《汉书·艺文志》：“调百药齐，和之所宜。”

曾经有人在网上批评笔者，认为笔者是一个连桂枝汤都不会开的中医界的“叛徒”。叛徒不叛徒自有公论，这里就不讨论了，但有一点他是对的，笔者确实不知道桂枝汤的开法，真想找一位高人请教一二。

桂枝汤是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创立的方剂，方中只有5味药：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和大枣。如果仅仅知道这5味药就算是会开桂枝汤的话，那么大概没有什么人不会开了，但除了知道药的组成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剂量。普通老百姓也可以理解剂量不同，可能会导致疗效不同这个道理，在专业人士眼里剂量不同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药。我们的医圣张仲景在0年前就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在他的书里只要是剂量不同就会另起一个方剂名称，例如桂枝加桂汤只是在桂枝汤中将桂枝的剂量增加而已。

也许有人会问改变剂量，真的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吗？答案是肯定的，其实中医很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了。例如同是《伤寒论》中的方子麻杏石甘汤，张仲景用这个方子治疗外感发汗后，汗出而喘的症状，他给出的剂量是麻黄四两，杏仁五十个，甘草二两，石膏半斤。但后世的医家在改变了麻黄和石膏的比例后，发现这个方子治疗效果发生了改变，偏重于发汗或偏重于平喘。现代科技也证明，在改变麻黄和石膏的比例后，煎出的钙离子会有明显的改变（《石膏与麻黄按不同比例配伍的麻杏石甘汤中金属元素含量的研究》《中成药》年11期）。

好了，言归正传，我们先看看桂枝汤的剂量吧，《伤寒论》中张仲景给出的剂量和煎服法是：桂枝三两去皮，芍药三两，甘草二两炙，生姜三两切，大枣十二枚擘。右五味?（音斧）咀（咬碎）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啜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滴，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后服小促役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剂。禁生冷、黏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

在上学时，老师告诉我们《伤寒论》中的一两是一钱，相当于现代的3g。这种说法肯定没有道理，因为汉朝时根本没有钱这个重量单位。在《汉书·律历制》中记载：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也就是说汉朝时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在《伤寒论》中有许多方子里用的剂量是铢，也有斤的，这些药的剂量又如何算呢？

前面的章节里讲过：汉代的1两约等于现在的15～16g，那么这个用量就是老师讲的5倍多了，是不是太大了？确实不小，不算大枣，即使按15g1两算，1剂桂枝汤就有g重，虽然药味不多，但药包却不小。如果按这个剂量，《伤寒论》中的许多方子在现在都是超量的，尤其是大青龙汤中麻黄的用量是6两，即现代的90g。如果您拿着一个一剂药里有90g麻黄的方子去抓药，现代几乎所有的药房都会拒绝的，因为会出人命的。为了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还是插播一段故事吧。

上学时，中药系的同学曾经出过一个类似于脑筋急转弯的问题：一个人感冒了，医生方子里开了麻黄，但病人没出汗（麻黄有发汗的作用），于是医生加大了剂量，病人还是不出汗，医生就再加大剂量，最后病人出汗太多死了。药店老板却被抓起来了，问为什么？答案是前几次药房麻黄无货，老板就把一些碎芦席当麻黄卖了，因为两者外表很相近，但最后一次麻黄来货了，伙计不知道就按方抓药，结果病人死了。

这个故事现在看起来漏洞很多，我们不必考证其真实性，只是为说明麻黄剂量大了是会吃死人的。张仲景当然也知道，所以药煎好后，他让患者只服用1/3量，如果有汗就停止服用，并指出再服的后果是“汗多亡阳”。但即便如此，麻黄的用量也有30g，大大超过了2～9g的常规剂量。在方剂学教材中，则是以1两相当于2g的换算值教给学生，这显然更没有道理了。

所以有人怀疑当时张仲景用的是鲜品！在《伤寒论》中的一些方子里会用到附子，而附子用法往往是“一枚炮，去皮，破八片”，如桂枝加附子汤。只有鲜附子才能被破8片的，现在的附子都是干品，破8块还差不多，破8片几乎不可能。而且在桂枝汤的煎服法里提到了药品需要?（音斧）咀（咬碎），如果是干品怎么能用牙咬碎？（后世药物逐步改为干品，用牙咬碎也改为用刀切片，但还在使用?咀这个词）其实用鲜品入药的习惯很可能一直延续到唐朝，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说过一句话“其虻虫、水蛭之属，市有先死者，则市而用之”。说明当时的医生所用的虫类药，不但是鲜品，而且很可能是活品。因为干品更有利于运输和储存，所以逐步替代了鲜品成为了药品市场上的主流。鲜品和干品重量上有时相差在几倍以上，这样就完全可以解释《伤寒论》中剂量过大的问题了。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鲜品和干品里的成分是否会完全相同呢？青蒿素就只存在于青蒿的鲜品之中，在干燥的过程中会被破坏。

直到在新中国成立前，各大药店里还有鲜品药物在销售。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老先生就善用鲜药，如鲜藿香、鲜佩兰、鲜薄荷、鲜藕、鲜荷叶等，取其芳香清轻，清灵通窍，除秽透达。但在现代，我们在市场上几乎已经看不到鲜品的存在了，也没有什么医生在开鲜品的方子。前不久在笔者的城市里，医院开展了鲜药的研究，据说尤其对于外感病，鲜品的效果明显好于干品。但由于药监局认为这些药不符合《药典》规定，禁止他们再使用鲜品了。据说对于中药鲜品的研究，全国现在只剩下北京的一家机构了。

有人提出按比例开方子的办法，即不管《伤寒论》中给出的药品剂量，而按照药物重量的比例开方子。这种方法看似可行，但在具体运用上也存在问题，如桂枝汤，按一定比例减少用药的剂量，因为第一次只服用1/3的药量，所以剂量为：桂枝15g，芍药15g，炙甘草10g，生姜15g，大枣4枚。看似不超量了，但这样能够达到《伤寒论》中的浓度吗？《伤寒论》中用以水7升，微火煮取3升，然后才喝1升，汉朝时1升相当于现在的ml，与现在的用水量差不多。剂量减少了1/3，但用水量没有减少，浓度当然要降低。更何况现代药学研究结果，许多清热解毒的中药里面有效成分是挥发油，鲜品中其含量较高，所以药效可能也更佳。

我们现在连张仲景在桂枝汤中用的是鲜品还是干品、剂量究竟如何换算还没有定论，如何又能称自己会开桂枝汤呢？

虽然中药饮片有用药灵活、个体针对性较强等优点，但也具有煎服方法复杂、随意性大、药效不容易总结等缺点。尤其在现代社会，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煎汤药更显得是慢了半拍，而对于慢性病，让患者连续煎半年甚至几年的汤药，患者的依从性显然不会太高。在古代，我们的前辈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于是创立了丸、散、膏、丹等剂型，这些剂型现在仍被广泛使用。

在明朝末年，中西医相互交流明显增强，在其他方面的交流随着清朝的建立，尤其是随着《四库全书》的修订，都灰飞烟灭了。唯独在剂型方面，熊三拔的《药露说》得以幸存，还保留在《四库全书》之中。虽然水露法作为一种新的中药的剂型，较传统的丸散膏丹具有药性清灵、易于消化和吸收的优点，但在“伟大”的大清王朝并没能发扬光大。

新中国成立后，中药制剂也开始进入百花齐放的时代，随着科技的发展，胶囊、糖衣片、水丸、口服液等许多新剂型相继问世。但这些都是口服类药物，给人的感觉药效发挥作用还是不够快，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上海等地研制出“茵梔黄注射液”“板蓝根注射液”等20余个中药注射剂品种。中药如果想制成注射剂，就需要提纯，而要提纯则自然会让人想到运用化学方法进行有效成分的分析。在20世纪，对中药有效成分进行化学分析成为一个热门，也取得了许多成就，例如我国从青蒿中提取出青蒿素；日本人从麻黄中提取出麻黄素等。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更多的药物并没有提取出所谓的有效成分。

例如多次提到的麻黄，《中药》教材中说它有3个功效：发汗、平喘、利水。从麻黄中提取的麻黄素和伪麻黄素都具有平喘、利水的作用，但没有发汗的作用，至今仍然没能在麻黄中找到具有发汗作用的有效成分。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人参可是宝贝，它有起死回生的作用，在《中药学》里也说人参具有回阳救逆的功效。但开始人们只从人参中提取出许多糖类物质，在很长时间内，多糖被认为是无效成分。于是一些人得出结论：以人参为代表的大部分中药中，都没有提取出中医声称的所应具有的功效的有效成分；中医夸大了中药的功效；中药的作用很可能只不过是安慰剂的作用。这些观点自然受到了中医界的反感，加之对青蒿素是否还属于中药颇有争议，于是许多中医专家认为用化学方法提取中药有效成分是错误的，也是失败的。于是在20世纪后期，这个方法在国内很少有人再提及。

随着医疗市场尤其是药品市场的开放，许多药厂都生产出中药制剂，尤其是注射剂。因为我国在新药开发方面的投入不足，而开发西药的成本太高，令人望而却步，所以盗版无疑成了不二的选择。但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这样的盗版必须停止，药厂自然将目光转向中药的开发，于是中药注射剂就像雨后的春笋一样花开遍地。多了就会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更何况虽然开发中药比西药便宜，但要想再发明像青蒿素这样的品种没有十几亿的资金也是无法办到的，中国的药厂也不具备这样的实力，所以这些中药注射剂就命中注定不会有太多的精品。加上管理混乱，一个品种在中国有几十家甚至上百家药厂在生产，也必然会导致鱼龙混杂的现象发生。

有些药厂设备十分简陋，生产工艺落后，所以产品质量也较差，注射剂中分子颗粒较大，很容易造成患者过敏等不良反应。而且药厂也需要采购大量的中药，但道地药材的产量根本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于是各地纷纷种植中药。前面讲过，不同的产地可能会导致药效的不同，所以中药注射剂中成分的不稳定性成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也是近年来中药价格不断攀升的原因之一。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当药厂面对药品不良反应时，就会底气不足，无论是否是药品本身的问题，几乎全部以退市为结局。前不久，一种中药注射剂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反应，所有同类产品全部停止销售。调查结果是因为问题批次的药物受到了污染，纯属个别药厂的问题，与这种产品无关，但直到今日在市场上仍未再见到此产品的身影。类似事件如果发生在西药上，又会有什么结果呢？多少人在做青霉素皮试时就撒手人寰，但从未见有人提出过要彻底停止青霉素的生产。笔者并不是想为这个中药品种鸣冤，只是想说明这种简单的将中药提取是没有前途的，即使你的品种再有效，没有质量的保证和理论的支持都是没有未来的。

一些大的药厂为保证药品质量，不惜重金只采用道地药材，但新的问题也孕育而生，由于这些药厂的用量较大，给出的价格也不错，所以当地的野生资源会迅速灭绝。这不但使中医药专家，而且使植物专家们都扼腕叹息，纷纷呼吁停止这样的生产。于是一些大的药厂开始自己圈地种植药材，确保某些有效成分的含量，可惜这样的厂家实在太少了。

而近年来人们对多糖有了新的认识，许多多糖类药物也孕育而生。香菇多糖被用于癌症；甘油果糖被用于脑卒中引起的颅压升高；1，6二磷酸果糖被用于各种重要脏器衰竭时的供能……虽然它们起到的作用不同，但已经有许多糖类药物被运用于临床，而且是在危重患者的抢救上。随着科技的进步，一些中药提纯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例如正在我们对中药产生广泛质疑的同时，日本人却悄悄地在人参多糖里提取出了人参总皂苷。总皂苷由18种人参单体皂苷组成，现代证实有的皂苷具有兴奋中枢神经、抗疲劳、改善记忆与学习能力、促进DNA及RNA合成的作用；有的可快速缓解疲劳、改善学习记忆、延缓衰老，具有兴奋中枢神经作用、抑制血小板凝集作用；有的具有抗休克作用，快速改善心肌缺血和缺氧；有的可抑制癌细胞生长，使癌细胞的增殖生长速度减慢，并且具有抑制癌细胞浸润、抗肿瘤细胞转移、促进肿瘤细胞凋亡、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等作用；有的具有抑制中枢神经、清除体内自由基、改善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等作用。有的可增强心肌功能，保护人体自身免疫系统，可以用于治疗各种不同原因引起的心肌收缩性衰竭；有的具有消炎、解毒、抗血栓作用，这些功效是不是很接近于回阳救逆的说法？或许不久的将来，更多的中药多糖也可能被平反昭雪，被发现具有什么未知的功效。

欧美的科学家在这方面也没有落后，他们在水蛭的唾液里成功地提取了水蛭素，作为抗凝药用于心脑血管疾病上，据说疗效显著，但由于价格昂贵，所以至今尚未进入中国市场。中医很早就提出水蛭具有破血化瘀的功效，用它治疗脑中风病也至少有数百年的历史。水蛭素的发现无疑可以证明中医的认识是正确的，现在中医用的水蛭都是干品，应该不会再含有水蛭素的成分，但临床上依旧有效，那么除了水蛭素，水蛭中是否还有其他的有效成分呢？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笔者并不希望中药提纯成为未来中药的唯一出路，但可以肯定是中药的一条重要出路，因为这样就可以解决前面提出的所有关于中药的问题。随着中药越来越多的有效成分被提取，也会让那些怀疑中医的人改变观点。而且还可能会降低药价，保护资源，例如张仲景已经认识到黄连能够治疗腹泻和痢疾，并创立了许多含有黄连的方剂。现代从黄连中提取的黄连素，仍然广泛用于痢疾等疾病的治疗。但黄连太贵了，人们便改从黄柏中提取，但黄柏产量也不稳定，后来发现中药三颗针中也含有黄连素，最终改从三颗针中提取。由于原材料的价格下降，现在几块钱就可以买到片黄连素，按每天3次，每次3片服用，一天的药价不过几毛钱，比10g黄连的零售价还便宜，这样也有利于黄连资源的保护。

现在中药提纯还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使之发展缓慢。首先是技术问题，以目前的科技水平将一味中药的成分完全分离，并证明这些成分的作用，剔除杂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更何况有的中药还有许多亚种，还有道地药材和非道地药材之分，最后为防止李鬼战胜李逵的事情再次发生，还要对伪品进行分析，这工程实在是太浩大了。而且由于技术问题，还不能保证所有的成分都能被分离出来，否则人参也不会背了多年“假药”的恶名。而比技术问题更严重的是认识问题，还是以人参为例，当时认为糖类就是无效成分。而且现在做中药提纯的多是国外的机构，他们还在受着原子论的影响，总是希望从单一的药物中找到单一分子式的有效成分。但方剂是在整体观念的影响下，经过千余年的临床观察和总结的结晶，单一的药物很可能没有什么作用，而诸多药物的联合运用才能起到效果。但问题又来了，怎么能够排除中药方子中的无效成分呢？

一个10味药的中药方子里有可能10味药都起到了作用，但也很有可能其中的几味药是无用的，我们如何能够区分呢？以目前的科技水平想完全搞清楚这些情况，显然是痴人说梦。笔者也没有办法，但可以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从“对药”“验方”开始！例如前面提到的麻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能够起到发汗作用的有效成分，但中医在使用麻黄发汗作用时常会和桂枝同用，是否因为这两者只有在共同的煎煮过程中才产生具有发汗作用的有效成分呢？类似的例子还有黄连素，某些患者反映单纯使用黄连素效果不佳，服用香连化滞丸后症状才得以控制。香连化滞丸源于张仲景的木香黄连汤，方子里主要成分是黄连和木香两味药，这两者的组合是否会产生一种新的成分从而增加了黄连素的功效，或者是会产生一种新的化合物，此物质对于耐受黄连素的细菌有效呢？

现在中医对中药提纯还不能完全接受，而且提纯也绝不是一个短时间可以完成的，但无论如何中医要改变自己的剂型，以跟上社会的潮流。其实药露法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医院可以先煎出一些常用的方子，在患者到来时便免去了许多麻烦，有人甚至提出这样做，从患者拿到药至药物起效所需要的时间比静脉滴注药物慢不了多少，当然这还需要更多的证据。这样做好处确实不少，但问题也不少，例如药物的保存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药品法》的规定问题，医院与药监局多协商，共同努力才能解决。

谈到中药，新中国成立后最值得称道的成就大概就是青蒿素的发明了。青蒿素的发明是我国医药界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这项发明和人工合成胰岛素是现代我国对世界卫生事业最重要的两项贡献，下面就先简单介绍一下青蒿素的发明过程。

20世纪，在越南的丛林中很多战士们感染了疟疾，其中恶性疟疾病死率极高，这种非战斗性减员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当时抗疟特效药氯喹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医护人员对非战斗大量减员一筹莫展，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对此十分